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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和我都慌了，连忙坦白：“我们刚才胡说八道呢，其实，现在每个侦查大队也就那么固定的几个人在做事情。有的人完全不懂业务，属于越帮越忙的类型，他们对办案的最好帮助就是什么事情都别做；有的虽然对法律不大通，但是案子上手很快，属于天生做侦查员的料；还有的看问题定性比较准确，但是缺乏程序意识，挺好的一个案子，不是日期超了就是某个细节出了差错。”黎科长边听边点头，说：“现在上面让我们好好对队伍来一次轮训，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我们身上了，也不指望一个季度就把全处都培养成神探。但是任何培训还是得讲个扎实，哪怕让一个平日什么都不懂的人知道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追诉标准是五十万元，这就是个进步。”
我在一旁逗乐子说：“领导的意思，就是让没吃过猪肉的人怎么着也得见回猪跑。让那些吃猪肉的人晓得吃肉要吐骨头，别只注意实体定性在程序问题上被检察院打屁股。”黎科长拍手称是，然后对我说：“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越来越会揣摩上级意图了，两年机关没白混。这样，这回你和大军就负责给市局直属的侦查大队和分局的经侦大队做小教员。小齐和小范负责编套教材出来，争取在八月前把队伍轮训一遍。”
走出办公室，大军问我打算给大家讲些什么，我笑：“我这种新兵蛋子能讲些什么战略战术啊，就不班门弄斧了。如果真要我认真讲，我就跟大家谈侦查办案的三个意识，其实只要意识到位了，水平可以慢慢地培养提高，就像我，刚来的时候看着会计账本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了，现在怎么着也能对着账目凭证查查资金流向了。”大军说：“你不会还让大家再去学习一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吧？这也是意识啊。”我骂道：“你胡扯什么啊？我觉得咱们搞侦查的具备三个意识就够了，一是罪刑法定意识，二是程序意识，三是证据意识。这三点到位了，办案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大军正要评价我的话，老远看见大飞从政治部那边晃悠过来，知道我和他有话要说，就笑着到隔壁内勤室拿材料去了。
我手上正好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看见大飞我就把报纸展开，问道：“这个《青山深处有忠魂》是您写的吧？”大飞说：“你不识字啊，上面不是写了我名字的吗？”我骂道：“你们在那位牺牲的民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呆了那么多天就整出个这玩意儿啊，什么不徇私情，什么带病坚持工作，什么女儿生日不能陪，为什么都像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这完全不是你大飞的手笔嘛。”
大飞叫苦连天：“你当我四年中文白学的啊，可是那名民警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平时生活也没什么闪光点，偶尔还爱喝点小酒，现在是上级要把他树立成一个英模，所以我们这个写作班子的所有工作都得围绕着找闪光点、体现闪光点展开。我脑袋都想破了也没办法，只好顺着以前人物报道的套路写了。”
我打开报纸又看了看，问大飞：“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大飞说：“这可真的是累牺牲的，前段时间正好赶上五一长假，他们那里又是旅游区，人多得要炸了，整个派出所全部没休息轮流上山维持秩序，那位民警是管治安的副所长，每天山上山下地跑，还得管镇里的案子，结果刚缓过劲就突然发了心肌梗塞。”大飞接着说：“其实他这些年也就是在尽一个警察的本分，虽然平时工作压力大回家爱喝几口和老婆吵几句嘴，但绝对是一个爱家庭爱工作的人。”
我叹了口气，说道：“有时候真是觉得坐机关的闲死，基层的民警累死啊。所以说警力下沉还真不是句空话。不过话说回来，你们那样写绝对是害了人家那位民警。”大飞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物通讯都是假大空的那一套，精心挖掘编造几个事例来神话他，刻意地把他整成一个高大全的人物。”
我回答道：“是啊，哪个警察是打小就把自己当英雄培养的，不管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累死的人，还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慷慨赴死的人，生活中都是挺平凡的人，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种责任感影响了他们在生和死间的抉择，你们这些搞政工宣传的把他们全部都流水作业似的整成一个型号和模子的，只会让大家更快地忘记他。”我看大飞有点不高兴，就继续说：“比如说警察某某牺牲了，你们成立个班子一宣传，某某工作多年，爱岗敬业，舍小家为大家，深夜加班，妻病不归，年节无休，大义灭亲，不徇私情，你说说，把这些架子和姓名一去掉，这个模范人物还剩下些什么？”
大飞无奈地看着我：“我当然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你看看，每年天气只要一热，形容交通警察辛苦的报道里面准要提到记者在长江大桥桥面掏出体温计居然爆掉，这都成套路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出了英雄人物当然要宣传，既然是英雄当然就不能写缺点了，就算写也得明褒暗贬，或者是欲扬先抑，写得不对胃口我还不是一样得被换掉。”我觉得大飞也有他的苦衷，但是也不好多说，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大军已经在旁边坐了老半天了，就问大军的意见。
大军笑着说：“我是学金融的，对新闻报道是狗屁不通。小时候就爱看黑白的打仗的电影，长这么大给我印象最深的英雄就两个，一个是小兵张嘎，一个是董存瑞，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伟大的事情，而是银幕上的他们很真实。这些年那么多民警牺牲了，各地的报纸都报道过他们的事迹，说真的，有些我还真搞混了。”
大飞没说话，我知道他有点不高兴，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了，下班了咱们找地方吃饭去。”大飞也乐得顺势下台，连声嘱咐我：“有些话对我说就成，别在外面乱放炮。明天报纸又有篇我写的关于巡逻体制改革的新稿子，你小子可一定得拜读。”
“好，好，好，明天我把全区的报纸都买下来。”我已经开始边往外推大飞边下逐客令了。
媒体的底线和理想的光芒
第二天早晨，风轻云淡，心情也舒畅了许多，等班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答应大飞看他的文章，顺手在路边买了份日报翻找着与公安有关的内容。目光一扫，居然在头版就瞥到“公安”二字，我暗骂：“这小子现在居然还混一头版头条啊。”可是再认真一看标题、作者和内容，我的脸瞬间就变了颜色。
报纸那篇文章不是大飞写的，而且标题一看就是在质问本市的警方，标题右侧还附了一张被殴打过的人的照片。文章内容主要是陈述这样一件事：
一名民政局的干部坐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因为一点小事和女售票员吵起嘴来，双方越吵越厉害，直到车开到终点那名干部才气愤地下车离去。谁知道还没走多远，四个大汉就从后面冲了过来，把这名干部按在地上拳打脚踢，那干部倒也机灵，一边遮着脑袋躲避打击一边留意看着殴打他的那几个人的样貌。
几个人扬长而去后，那位干部捂着伤口直奔附近的派出所去报案。那天派出所正好有很多人办户籍迁移，门口排了很长的队，值班民警见他伤得不轻，叫他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去叫人过来做笔录。那名干部坐着四下张望，突然留意到了派出所门口贴的警务公开栏，上面贴着全所民警的照片。他突然扫到一张仿佛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正是十几分钟前参与殴打他的大汉之一。那干部迅速记下那名民警的名字，然后悄悄地溜走了。
到医院后，那位干部马上给日报的记者挂了电话，《晴川日报》的几名记者迅速赶到医院，拍照，询问情况，并越过市局直接给省厅的警务督察部门打了电话。
报纸虽然没有直接说那位民警就是打人者，但每句话都暗含深意，而受害者也是言之凿凿，仿佛已经确定那位民警就是打人的凶手。报纸最后指出，省厅督察部门表示将严查此案，一定给被殴打的群众一个说法，让打人凶手受到纪律的严惩。
报纸上点出了那名涉嫌打人的民警的名字，是我们的好兄弟——二胖。
二胖的手机一天都关着的，下班后召集大胖、早早和大飞等人去他家，迎面就遇到了铁将军把门。隔壁的大妈问我们找谁，我说：“我们是二胖的同事，找他有点事。”
那大妈马上就变了脸色，说：“哦，原来是找那个打人的警察啊，平时看着挺和气的一人，怎么打起老百姓来那么凶啊。”接着扭头就走，坐在板凳上和一帮婆姨指着我们这帮哥们儿嘀咕起来。
我和大胖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大胖想了想，道：“软的不成，咱们来硬的。”然后用力地砸起铁门，一边砸一边喊着：“二胖，你他妈还刑警呢，是不是男人啊？是男人的话就把门打开，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不相信你会去打人，你有什么委屈给我说啊！大飞可以帮你出材料，三胖可以帮你出主意，早早帮你翻译成外语，需要打架我帮你上！”
我见大胖已经激动得开始胡言乱语了，就让大飞把他拉开，自己在一旁说道：“二胖，出来吧，这个时候你不靠我们靠谁，组织不相信你，媒体不相信你，我们还不相信你吗？你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门开了。
二胖一脸憔悴地望着我们，说道：“兄弟们，我真的比当年的窦娥还冤枉啊！”大家走进屋里，让二胖慢慢说。二胖告诉我们，九号晚上，自己和同事们一起到乡下去抓捕一个逃犯，由于消息不准确，在村子里折腾了一夜才无功而返。第二天早上一回所就直接跑到值班室里补觉。一觉醒来，都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而受害者被打的时间正好是六月十日上午十点半。那时候，二胖正睡得酣呢。二胖委屈地说：“我今天一去上班就愣了，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