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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科长为此专门召集我们开会，要求我和大军他们列出一个全市经济犯罪侦查系统的教育培训计划和考核内容来，必要时还要亲自去当教员。他说，如果真要这样好好地把民警素质提高一下，抱着不浮夸、不作秀的态度，委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那段时间除了做培训计划外我最担心的就是司法考试的成绩，毕竟自己参加考试上级和同事都知道而且还算支持，万一没过多丢人呀。
一天午饭时，大军托司法局的熟人把分数打听出来了，两百五十分，超过分数线十分，他开心坏了，我们也知道他家里负担很重，能考过真是不容易，一齐祝贺他。而我心里的压力也渐渐大起来。黄昏时一位师姐打电话来说她也过了，是通过外地的信息台知道的，正好两百四十分踩线。当时本地的查分信息台还没开通，于是从晚上七点起我就不停地拨打浙江地区信息台的电话，直到夜幕降临电话还是打不通，我估计全国当时有好几万人和我一样在焦急等待成绩呢。
午夜时分，电话终于拨通，我连手都开始颤抖起来。接着我听到一个远远高出我预料的分数，突然有了那种漫卷诗书喜若狂的感觉，由于太晚了又无人可分享喜悦，我连忙跑到冰箱前取红酒喝。
这时候，电话响了。
心中一阵不祥的预感掠过，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了，是大陆，他语气沉重地告诉我：“大春牺牲了。”
时间闪回凌晨一时许，大春他们配合外省警方在一家迪吧的停车场外守候一个公安部通缉的黑社会头目，大陆看大春半边牙龈肿得开始化脓，就说：“帅哥，行动简单得很，搞完了去治一下，否则破了相海岩就不找你拍电视剧了。”
大春一笑。这时，犯罪嫌疑人出现了，大春第一个冲了上去。十分钟后，大春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
几天后，所有的报纸都登出了大春的照片和事迹，我望着那些当初以为是大春吹牛的事情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出现在眼前，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一年后，也就是二○○三年的七月一日，一九九○年杀死民警王晓枫的罪犯在北京落网，他犯事后远去塞外，隐姓埋名，娶妻生子，一躲就是十三年。当他以为被人遗忘而约自己父母在京见面时，苦苦追寻了十三年的刑警盯上了他，尽管罪犯在杀死王晓枫时没有讲一点人道，可是抓捕小组还是在他见了父母后才收网，并没有当着他双亲的面实施抓捕。罪犯不久被押解回晴川市，也许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正义常常迟到，可是一定会到！
罪犯伏法那天，我们把载着这一新闻的报纸朝大春长眠的方向烧掉……
大春的牺牲远远冲淡了自己通过司法考试的喜悦，那段时间我常常被噩梦惊醒，梦里总是出现被子弹打穿脑袋的李亮、手被炸掉的排爆队长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大春……那种压在心中的痛感让我被惊醒后总是无法再入睡。
连续请了两天假我都没怎么休息好，只好找大胖当心理医生。这些年过来，大胖也老成多了，不再轻易说要把我脑袋打开看看之类的浑话。
我郁闷地问大胖：“为什么那么多兄弟一个个都倒下了，还有那么多人骂我们？有时候好不容易破了大案，随便一个负面报道就把弟兄的辛苦和烈士的牺牲全部给抹杀了呢。”
大胖拍拍我的肩膀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关你的事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这些小警察对公众的看法是没办法改变的，也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影响别的警察怎么思考，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成了。”
其实我也明白大胖说的这些道理，只是自己的脑子一时别不过弯儿来，心中的那种失望和难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深深记得我们这些大学生刚穿上制服时的那份自豪和骄傲，也永远忘不掉那些骂我们是狗的群众的语气和表情。三年了，每当和别人说出我的警察身份，看到的多是畏惧、惊叹、轻蔑或者有距离的客气，却很少从别人的眼神里读到对这个行业的尊重。
下午还要赶回去上班，临走的时候，大胖对我说：“我听说大春是倒在自己人枪口下的，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你可以找个知情人问问。”
我吃了一惊，马上给大飞挂了电话，这小子是记者，这方面的消息应该最灵通。大飞在电话里支吾了半天，显然是说话不大方便。我知道他这会儿可能正在开会，又去问当天的当事人大陆，大陆这两天已经把嗓子都哭哑了，哽咽了半天都没把话说清楚，但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也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天晚上，由于担心罪犯有枪，几个外地来的同志在冲上去的时候已经把子弹上了膛，大春冲在最前面，迎头就把罪犯扑倒在地。
罪犯在地上拼命反抗，一只手顺势就往腰里掏家伙，几个外地民警看着情况不对也冲上去摁头的摁头，摁脚的摁脚。混乱中一个民警手里的枪走了火，三颗子弹穿胸而入，把大春当场打倒在地。
大陆一边抽泣一边问我：“听他们说，给大春报烈士的材料在省厅被压着了，你们对规章熟悉一些，你说，被自己人给打死的能不能被评为烈士啊？”我拿着电话愣了半天，怎么也给不出个确切的答复，因为大春的牺牲毕竟是一次意外，但是倒在自己人枪口下和倒在罪犯枪口下区别有那么大吗？任何一个民警迎着危险冲上去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计较自己倒在谁的枪口下的，我语气坚决地对大陆：“我不知道厅里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大春以前冒过那么多次危险，抓获过那么多罪犯，却一次功也没立过，这次厅里要是把报烈士的事情给压下去了，我们这帮年轻人就一起给厅里写信，要求给大春记功，授予他烈士称号。”
“那好，我们特警大队的同志们今天也商量好了，如果不授予大春烈士称号，我们就一起给省政府写信。”大陆在电话那头说。我又和大陆商量了一下签名的事情，挂电话的时候我告诉大陆，对于这些事情的运作我们毕竟不熟，还得去请教一下大飞。
见到大飞是在他的办公室，他正急匆匆地收拾东西，我一见他就大骂：“你小子良心到哪里去了，找你问正事你还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搞得兄弟们都以为你日理万机呢！”大飞委屈地说：“你以为我想这样啊，上午在开会，政治部主任和我们处长都在那儿坐着，能接你电话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我懒得再和他计较接电话的事情，忙着问大春的事何时会有个着落。大飞想了一下说：“现在的领导都很开化了，脑瓜也没以前那么呆板。再说《革命烈士褒奖条例》也没规定那么死板，既然报纸都报道了，大春绝对不会白白牺牲的。”
我想了想觉得也是这个理，大飞这时候已经要出门了，我强烈要求他晚上请我吃饭，大飞生气地说：“你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识大体啊，最近出了太多的事情。你知道么，一个郊区的民警前段时间因为过度疲劳，活活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孩才刚刚九岁呢。我们刚成立了个专门小组，打算去采访和报道。”
我倒抽一口凉气，没想到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局里先后牺牲了两名民警，忙对大飞说：“正事要紧，你忙你的吧，别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
六月初，大春的追悼大会在市殡仪馆举行，大会上悬挂的一幅挽联概括了他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为晴川父老保太平百转千回历艰险英雄自古出少年，做人民公安讲奉献出生入死淡功名人生重来渡千秋。”所有特警大队的民警排成整齐的队伍，一起向战友敬礼告别。
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大春那即将和他在国庆节举行婚礼的未婚妻，女孩表情凝重地走近大春的遗体，抱着他的头在大春唇上轻轻一吻。那一刻，所有的同志全都禁不住失声痛哭，连一向爱扮酷的大胖和大陆他们也哭得浑身颤抖。
三年来，大家都见惯了流血和别离，但是一个活生生的同志从身边消失还是第一次。站在大春的遗体前，我们再一次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去刻意地把警察工作仅仅视为一份普通的职业，那种朴素的献身精神其实永远萦绕在我们心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无论在外面承担了什么样的委屈和诬蔑，这个世界有些事总要有些人去做，有些血总是要有些人去流。大春牺牲了，作为他的同龄民警，我们该怎么做呢？什么又是我们的贡献呢？大家都暗暗问自己。
特警大春、迟到的正义和最后的吻别（3）
几个月后，公安部、省厅和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向大春的家属追授了全国公安二级英雄模范奖章和证书。同日，省政府正式批准大春为革命烈士。有关部门还追授大春市级模范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和模范公务员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逝者，大春获得这些荣誉是绝对当之无愧的；作为一名普通民警，就算没有立过功没有受过奖没有当过劳动模范，大春也永远是那位活在我们心目中的好警察。
练兵比武和样板英雄
二○○二年六月，全市公安机关的练兵比武正式开始。局党委要求各单位编辑好相关的业务学习手册，然后按各自岗位的要求进行全员培训。年底由局里举行全市公安系统的大比武。具体包括射击、体能、法律、经侦、缉毒、外事等二十多个项目。
练兵比武计划传达下来后，黎科长把法制科一干人等叫到一起来，问我们：“大家觉得自己法律和业务水平怎么样？”大家一起摇头。黎科长被气得半死：“你们这帮家伙还真谦虚啊！那你们觉得处里各个侦查大队的侦查员的法律意识和办案水平怎么样呢？”大家一起点头，齐声说：“威武之师，正义之师！”黎科长简直要跳起来了：“反了！反了！既然别人都是威武之师那咱们法制科全部就地解散得了，你们统统给我到侦查大队看犯人去！”
大军和我都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