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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做得不顺心，我把笔一丢，靠在椅背上肆无忌惮地观察自习室的美女，也许是因为刚开学的缘故，美女们大都忙着和久别重逢的室友或者男友逛街购物去了，自习室里居然都是雄性。
突然，我看到前三排有一个熟悉的背影，走上去一拍，我看到多次在我噩梦中出现的那张脸：大胖！
走出自习室，我和大胖在弥漫着桂花香气的校园散步。“离开校园都快三年了，没想到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连自习室都还是那么亲切，真怀念啊！”大胖一反往日的粗鲁，变得有些伤感了。我笑：“你小子是怀念校园的女生了吧？”
大胖又恢复了常态，要把我拖到花丛中进行修理，后来发现里面有若干男女正在亲热方才作罢。我问大胖：“好好的怎么跑大学校园里面怀旧来了？”大胖说：“没什么，只是突然很想看看心理咨询方面的书。”“天，难道追个女孩子还要动用这么大的规格去从学理上着手啊？”我惊讶地问。
大胖怒视我：“你小子饥渴得发疯了吧，老想着追女孩子。我跟你说的是正经话。”他接着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在110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自杀的案件吧？”我说记得，并提了那次心理专家把一个杀人犯从高楼上劝下来的案子。
大胖说：“我们那里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的某个月，先后有14人从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现在社会竞争太激烈，各种矛盾都容易激化，很多人由于心理问题都会走极端。”我好奇地问大胖：“那你说这些自杀的人是不是心理都有问题呢？比如抑郁症什么的。”
大胖回答道：“一部分人是，你不知道，精神病中的抑郁症已超过肿瘤等疾病而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第二大‘杀手’。这种病发作时，患者会感到心境极度低落，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有时会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等。而且他们自杀的‘信念’十分强烈，会利用一些常人无法想像的方法结束生命。例如，他们可以用一脸盆水使自己窒息而死，或是把床单撕成条把自己勒死在床头。对于这样一心想死的人，他们的家人往往是防不胜防的。”
我倒抽一口凉气，问道：“难道这些自杀的人都是精神病？”“胡扯！”大胖说，“其实正常人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失调或轻微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咨询与指导，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点点头，说：“你打算拥有这一技之长，然后离开队伍去当心理医生？”
大胖说：“那倒不是，我很珍惜我这身制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反正打第一天穿上制服，我就觉得很激动，觉得好像穿上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首先是一个警察，其次才是一个医生。一直以来，我都把香港电视里面那些职业的谈判专家作为我奋斗的目标。不过最让我受刺激的不是那些当着我们的面自杀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我问。
大胖回答：“是啊，你应该听说过刘德周、杜书贵开枪杀人的案件吧？”
我说知道，那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公安败类，随意开枪杀人，把队伍的名声都给拖坏了。
大胖说：“是啊。我们总是在自己人犯事后站到齐声谴责的那一方，却没有考虑到开枪杀人背后的东西。咱们警察每天都在与潜在的罪犯打交道，跟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很容易有很大距离，如果这种心理得不到有效疏导，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态的畸变。许多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得极为自然，他们的心理障碍常常只表现在一个大家忽视的领域，因此不但别人把这些人当作完全健康的人看待，他们自己更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这种危险性就如定时炸弹一样可怕。”
“比如说有些同志对陌生人一概觉得有违法的嫌疑，这种心理定势同时不断形成心理暗示——对所有的陌生人都不能太友好。这种怀疑心理外加外界的压力都很容易造成警察心灵的扭曲和冲动。我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在局里设置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当然，我不是说像某些单位那样找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网上开个咨询热线就成了。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医生组成，而且独立、高效、不偏私。他们以定期与不定期两种方式为民警提供心理服务，并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对警察们的心理状况做如实记录，以此判断他们是否有心理问题而不适合于警察这种工作，或者某警察在某一段时间内暂时不适合工作，应当调养。心理医生同时还应当经常性地注意警察们整个家庭的心理卫生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提供服务，否则警察的家庭成员心理不健康，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受影响。”
我在一旁认真听大胖说话，越听越觉得自己平时真是小看了这个庞然大物，一直以为他又霸道又爱慕虚荣，没想到在安康医院的两年磨炼使他产生了那么多想法。虽然我做110目睹那些我面前消失的生命时也曾产生过做一个谈判专家挽救他们生命的想法，但那毕竟是脑海中的灵光一闪；而大胖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为之而发奋努力，这着实让我佩服。
其实做防暴警察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如果要减少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光把一线民警的枪收上去集中保管是很愚蠢的，那样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牺牲，关键还是要对民警的心理及时地进行疏导、治疗，发现问题早解决。同时在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的同时关注普通警察的生活和心灵健康，别一出事情就搞运动，出了事情就换个名目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只能造成恶性循环，队伍的士气也被弄垮了。
我和大胖一直交谈着，不觉间到了男生宿舍楼下，这时已经是夜色阑珊，我们俩正准备各自回家，突然听到男生楼传出一阵阵欢呼的声音，那种欢呼声渐渐沸腾起来，直到震得我们整个耳膜都发胀，职业反应让我以为楼上马上就会有无数瓶子砸下来，忙拉着大胖就跑，结果跳到路边一看楼下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呵呵一笑：“敢情现在赢了球不兴闹腾了啊，我们那会儿寝室楼下早就瓶子遍地开花了。”大胖纳闷地问我：“不对啊，今天好像没有比赛啊？十强赛的赛事日程我可是每天都关注的。”我观察了一下校园里喧哗成一片的情况，说：“看这激动劲儿，只可能是十强赛提前出线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狂震，我连忙找个安静的角落接听，电话里大飞语气激动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儿了知道么？几个家伙劫持着波音飞机把世贸双塔给撞垮了，据说一下子就死了几千人……”
这一天，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几年后我想到这天晚上的情景，仍然觉得在他人受难的时候选择狂欢是愚蠢和可鄙的，因为欢乐和兴奋可以在瞬间结束，而由此激起的仇恨却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去化解，面对那些把上千条无辜生命作为自己的信念、仇恨、宗教供奉的恐怖行为，无论作为军人、警察还是普通的学生，我们都应该同仇敌忾。
司法报名和正式考试的日期迟迟未能确定，自己学习的劲头也被慢慢地磨钝了。一晃眼又是金秋十月，案子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案件的审核上来，由于小齐被市政法委借调去写材料，黎科长正式同意我审核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件，同时让我继续负责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案件，能够有资格审查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所以自己干起来也分外有热情。
经济犯罪案件不像普通的刑事案，像杀人强奸一类的案子，往往是简单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加上一定的伦理裁量，基本上确定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相应的证据就可以定案了。而经济案件即使人赃并获，罪与非罪的判断也常常让我大伤脑筋。以前在科里，大家常常为案件的定性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都是因为公事，所以互相也能体谅。
我一直有好胜爱辩的习惯，每次和同事争论法律问题一定要分个清楚，即便当时没谈好事后也一定要论个明白。老江以前虽然是老资历，遇到法律问题也是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可惜自打当了领导后性子也渐渐转了，常常和我因为案子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一次，我又为一个商标侵权的案子是否构成犯罪和老江发生了争执，结果老江一怒之下摔门而去。事后大军严厉批评教育了我：“我们当时帮小齐找礼仪老师的事情不知道被哪个大嘴巴传到老江那里了，他就总以为我当年是和他对着干了，当了领导后又爱面子，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谁知道哪天又在哪条沟里翻了船呢？你小子太倔了，老跟他顶牛做什么？”
我回应道：“要是为了那点面子我何必和他过不去啊，问题是不争的话那些本来就没罪的人不就关进去了么？同样的道理，应该关的人他要是不同意关我还是要和他争。”大军拿我没办法，对我甩下一句：“你小子啊，在公安局呆长了啊，迟早会有牢狱之灾。”
那些天正好黎科长出差，为了不和老江发生冲突，我只好借口学校课程紧回去上课。这时候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二年级，所开科目大多是些专题，每堂课都能让我大受启迪，老师点名也很频繁，所以也不敢像一年级那样借口工作忙而经常明目张胆地逃课。
那段时间，一位著名的刑法教授给我们讲解洗钱罪，提到现在很多罪犯都利用设立皮包公司和地下钱庄等方式把犯罪所得合法化，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并指出全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例以洗钱罪入罪的判例，这其中既有立法的制约因素，也包含很多执法上的障碍。我想了想自己办的一些案子，还真的都或多或少存在追赃难或者“黑钱”“白钱”混在一起无法辨别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