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了几天老江的任命就下来了，虽然这次竞争我和大军帮了小齐不少忙，但是谁担任领导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样。那天上班大家都忙着帮新领导江科长搬桌拿凳，将他的东西都运到隔壁的科长办公室去，这其中，小齐是最为卖力的一个，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绪和不满。
老江也像换了个人，对小齐总是客气有加，不时拍着他肩膀鼓励他好好干。眼镜也由有框的大厚镜片换成无框超薄的了，东西搬好后大军一不小心叫了声江科长，老江连声说：“别，别，我还是习惯你们叫我老江。大家可别生分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现，真要再叫人家“老江”，尤其是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江的脸色也开始有点不大好看了，从此大家都以“江科长”作为通用称呼。
老江以前的位置很快由从侦查大队调来的小范接替，小齐除了忙他的案子，每天空闲的时候继续临帖练字，办公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而我也从这件事情再次领略机关里面的为人之道和生存哲学。
二○○一年八月，上级要求在经济战线上也要开始严厉打击金融、财税犯罪的活动，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国庆到来前积极做好追逃工作。
这一年，“网上追逃”成为报纸上频繁出现的词儿，所谓“网上追逃”，就是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在逃人员信息库”或者将在逃人员的资料存入若干张光盘中，利用专门的信息系统进行搜索、检索和比较，使被发现的在逃人员迅速被缉捕。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电脑网络基本实现了互通，很多在逃多年的罪犯在“网上追逃”的专项斗争中纷纷落入法网。
八月十五日，黎科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照例传达了部里最新的精神，然后对我们这帮小伙子谆谆教导：“你们这帮小子也太懒了，每天看完案卷就坐在办公室闲扯，从今天起只要手上没案子统统给我下到分管的队里去蹲点！”
我和大军相视一笑，都想，这下总算不用在办公室里坐班了。我连忙挎着书包去了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这段时间小齐情绪不高，一直是我代他跑这个队的案子。一进屋，我就发现大队的同志们个个笑逐言开，我纳闷地问道：“莫非这个月季度奖提前发了？”大队长老黄握着茶杯对我说：“这可不，比发了钱还高兴呢！”我忙问缘由。黄大队长这才给我讲起他们大队是如何在追逃斗争一开始就逮到一只“大老虎”的。
被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张勇，这家伙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和别人合伙通过伪造金融凭证骗了本地的一家大银行两千多万，拿了钱就躲得没影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我们处挂号前几位的逃犯。追逃斗争刚开始，我们处指挥中心就接到北京市局那边的电话，说张勇在那边被逮着了，叫我们处派民警去领人。
一直负责侦办此案的黄大队长乐坏了，觉得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馅饼。连夜派民警北上，进京后我们这边的人大拍北京同行的马屁：“为了抓他我们算是手段用尽了，怎么被你们逮着的？居然还是在咱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同志的回答让我们的人啼笑皆非，原来张勇把骗来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决定往国外跑，遂约了联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面，搞笑的是此人这么多年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居然拿了一支大瓶雪碧在纪念碑下焦急地逡巡。很快就被巡逻民警给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马上就被带走了。经过和网上逃犯信息系统核对后发现这家伙还是一督办的逃犯，就把他扣下了。据说侦查员把嫌疑人往回带的时候，那家伙一路都在唉声叹气：“我为什么就不多关心下国家大事呢？”
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是极少数，黄大队长高兴了一阵子就开始发愁了。他告诉我现在处里急着抓专项斗争中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各个大队也互相在比学赶超，自己虽然拣了个大便宜，但和其他几个队的成绩比起来未必就强。我坐在他办公室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说：“不是说各个大队现在都能去抓卖假发票以及非法出售发票的么，满街都是，为什么不去捞呢？”黄队长叹道：“我们当年可是两百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现在居然为了完成任务得满街去和发票贩子打交道。”
各个大队为了完成任务蜂拥往各个车站、码头去抓人，烈日炎炎，无数侦查员把头都转晕了也没有收获。但人海战术毕竟有效，接近月底的时候，卖假发票的几乎被我们处和各分局的人给抓光了。大家只好又开始打卖假文凭的主意，大批侦查员马上又得化装成学生或者待业青年顶着秋老虎的炎热去打秋风，可是抓回来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外围发名片的，很少能捣毁窝点或者抓到幕后的主犯。
一次，黄大队长他们连续蹲守了一周，终于把一个制造假文凭的窝点给端了。我对制造假文凭的案子很好奇，跑去看了看侦查员们从窝点里抄回来的赃物，发现假文凭居然以二流大学的居多，而专业也多为文科，尤其是什么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二流大学文凭的定价居然比一流大学的要高，我笑着问犯罪嫌疑人：“你们造的假东西里面怎么没有清华北大的啊？”犯罪嫌疑人说：“我们造这个玩意也是看顾客需要的，清华北大太牛了，没几个人敢要，否则太容易被揭穿了。相反那些二流大学，名字报出去也好听，学校名声也不显得张扬，要的人也就多一些，所以收费也高。”我听了后大长见识，仿佛重温了一道论证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
黄队长拿着几张假文凭问我：“就这几张薄纸片子值那么多钱？”我笑着说：“那当然，花个两百、三百的买个破本就省下几年寒窗苦读的工夫，还不用掏钱到学校去受盘剥，谁不愿意啊？”黄大队长说：“其实照我看，有些买假文凭的人啊，水平还真未必比你们这些拿真文凭的低，只不过风云际会，时势没能造英雄而已。”
我觉得黄队长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逗他说：“其实现在有这么个说法，这个世界上的文凭有四种，分别是真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假的假文凭。第一种人有真材实料，又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拿文凭是水到渠成；第二种人属于自学成才，苦无文凭，又不适应考试，不得不找人做文凭应急；第三种是有钱或有权，买张正规的文凭当门面；第四种是不学无术，无钱无权又眼红，做张文凭混一混。您不是刚在党校读了个研究生么，看看自己是哪一种？”黄队长大怒：“我当然是第一种了，真才实学外加货真价实！”“得，您还不如假包换的呢！”我呵呵笑着离开了大队长办公室，去看侦查员做的询问笔录去了。
留置室内，侦查员正累得口干舌燥，见我进去了一个劲地诉苦，说屋子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同乡，个个性子都硬到极点，怎么审问都不开口，几个从刑警队调来的侦查员恨得牙痒想动手，被我们几个硬拉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劝他们文明执法效用也不大，只好说：“都干什么呢，为了一点点案子的事情把别人打出事情了，害得自己脱制服下岗坐牢值得么？”那几个同事这才悻悻地停手。不过说实在的，那几个犯罪嫌疑人都出自南方某地，当地民风的确以顽悍著称，那一晚上下来还真没有一个开口的。
一年后我出差到那个城市时曾问过当地一个朋友：“你们这里真的都是往全国各地输出卖假文凭的？”他说：“你才知道啊！我们这儿就是一造假窝点。现在都不兴造假了，直接骗。比如办证，接了电话就是‘你给我打一百块钱，然后把相片放到某某地某某石头下面’，完了第二天再说‘不行啊，你那相片不行，要再造，再给我打五十块来’等等，其实就是一去就把那石头下的相片给扔了！他接电话的时候还在打桌球呢……”
校园桂花香、心灵捕手和与爱情无关的艳遇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考什么试都喜欢找个伙伴，比如说考研，当年一定要把安翔拉着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这样既可以互相鞭策鼓励，也能够查漏补缺。这次司法考试我就缠上了大军，大军因为老婆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参加下一次的考试，但架不住我连鼓励带讽刺的激将，只好和我一起去买了教材，算是成立了司法考试的临时互助组。
当时警察部门还没有司法考试的风气，同事们听说我们打算报考大都觉得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情干，江科长常常在我们看书的时候绕到背后眯上眼睛看上半天，临踱到门口的时候抛下一句：“人家是要去做法官的人啦，我们公安的小庙留不住呢！”把我和大军呕得半死。
不管老江怎么瞧不惯，我毕竟已经算是经过运动考验的人，总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有事做事，没事就看书。大军则有点撑不住了，老是问我：“上班时间看这种书不好吧？”我反问道：“难道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看看法律书也是不对的？别人看报纸嗑瓜子练字唠嗑就是正当工作，我们钻研业务莫非也是错？说到底还不是看不惯年轻人求进步。”大军想想觉得也是，便也不理会别人的嘲讽用心看起书来。
九月初，案子渐渐少下来，学校也开学了。每天下班后我都骑车去学校上自习，反正一个人回家也是看看电视打打电话，还不如好好利用起来。
一个秋风送爽的夜晚，我洗完头后跑到学校的自习室做模拟题，那段时间自己买了很多参考书，可惜大多是过去陈年旧题的汇编，做着做着就腻味了，最让我郁闷的是同样一道题，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书标准答案也不一样，而解析的思路却又总能自圆其说，不禁让我大骂编者见利忘义，出版社误人子弟。
题目做得不顺心，我把笔一丢，靠在椅背上肆无忌惮地观察自习室的美女，也许是因为刚开学的缘故，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