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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让那家伙在家属通知书上签完字就打发他走了。我想，真要让阿金和她儿子见到这一幕，那可真是活活在伤口上撒把盐。
阿金一听到儿子也要被关进看守所，开始捶胸顿足地大哭，再三央求我们放了她儿子，大家只好把她先控制起来，但是整个楼道仍然回荡着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连我都觉得很不好受，有点心头不忍。
莫队长拍拍我肩膀对我说：“怎么，开始同情他们了吧。”我点点头。莫队长道：“小伙子，经侦部门和别的部门不一样，你面对的不是强奸、杀人和放火一类的恶性犯罪，很多人可能只是因为触犯了国家的行政管制就得被抓起来，他们大都会让我们觉得恨不起来。现在这一对儿造假调料害人你还觉得可气，将来你还会遇到非法经营的、逃税骗汇的那些家伙，可能都和你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可能就是你身边交往的朋友，你能因为他们不可恨就对他们手软吗？”
我无奈地笑笑：“是啊，我们是执法者，不管他们做这些事情的主观目的是口还是求学，只要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就必然得承受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的否定评价，得负担起责任。”“这就对了，我说不出你那么高深的话，但我知道，虽然老百姓都骂我们警察是狗，但我们顶多是法律的看门狗，谁违反了法律，咱们就咬谁！”莫队长说完后，摇摇头，去安排押送的人员和车辆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阿金和她丈夫在面对金钱的时候扭曲了人性，或许在经侦部门以后的日子里会有更多事例给我答案。
经过这件案子后，我和侦查大队的同志们也混熟了，除了常陪他们加班外，也时常和他们就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常常以为自己掌握的很熟悉的理论，一旦和侦查实践碰撞就会不断有新问题冒出来，促使我不得不努力去思考和求解。
一次，一家生产机床的公司发生了工程师侵犯该公司商业秘密的案子，总经理亲自来向我们报案。当时类似案子本市还未出现过，也没有先例可循。为了搞清专利和商业秘密的界定、客户资料的性质、技术图纸的公开性等问题我专门利用下班时间在书店查找资料，还自己掏腰包买了四百多块钱的知识产权法专著，每天晚上就在家里加班苦读，直到把自己弄成商业秘密法规方面的半个“专家”。虽然案子最后由于证据不足未能继续下去，可我的确由此学到很多东西。
那时候对经侦工作真的是激情燃烧，完全是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了。
其实打假也不是完全无趣的事情，有次我们抓了几个卖假冒某知名品牌洗发水的小贩，但是如果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定罪，其销售数额又不够，只好拿去做品质鉴定，打算以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拘留他们，鉴定结果一出来，居然假洗发水比真的质量还好。我们一群侦查员气得差点疯掉。犯罪嫌疑人说他们的配方是自创的，因为没钱去打品牌，所以只好用别人的牌子。我们大骂他们连犯罪都不敬业，然后只得放人了事。
公司秘密、玄妙机关和险恶江湖
这一年年底，本市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总带着律师前来报案，声称他们单位为了开发一个项目先后投入了两百多万元，项目组组长是他们高薪聘请的一位博士，其他成员也是从各大学招来的优秀毕业生，在项目即将完成之际，包括项目组长在内的所有成员却纷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离开了公司，等新的技术人员接手项目的时候，发现大量重要的实验数据已经不见了。
不久，有消息说整个项目组的成员成建制地出现在另外一家公司里，而且该公司马上就要推出自己的主打产品。报案的律师生气地对我们说：“你说这些大学生是不是很没有道德，我们给了他们上万的月薪，他们居然还把我们的技术全部弄跑了，帮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我们本来投入上百万资金开发出的产品。”我也觉得这报案单位够冤的，但还是想确定一下他们所称的被盗用的技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就问那律师其公司里面保密规则的制订情况。律师说：“我们制订了很严密的保密规则，而且制作了保密手册下发给每个员工，其中还专门明确了责任。不过……”说到这里，律师和老板得意地对视了一眼，“我们故意没有说刑事责任，他们都还以为违约了只是赔点钱呢，却不知道我们留下了杀手锏。谁要是背叛公司，我们就让他去坐班房！”
我听了这话感觉像被抽了一巴掌，惊愕地看了一眼那位老板，见他丝毫不以为然，反而不住地点头称是。我心想：“有你们这样心机似海的老板和法律顾问，人家不跑才怪呢。”
不过，这起案件的确涉及了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而且给原公司带来的损失数额也比较大，我还是将案子给接受了下来，并转交给侦查大队进行案前调查。
冬日难得遇到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我审核完一个报告，顺手签下日期：“二○○○年一月七日”。打着哈欠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站在背后的大军轻轻拍了一下我肩膀，笑着说：“小伙子，日历都换了一本了，已经是新年了！”我这才醒悟过来：“哦，二○○○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二○○一年了。”
我竭力去回忆世纪之交的夜晚自己在做些什么，可总是无法让记忆固定下来。年初的那段日子过得无聊、单调和乏味，除了上班就是与书本为伴，白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脑袋得像电脑般飞速运转，而每个夜晚，停顿、迟滞和休整就成了我大脑的主题。
一起参警的那帮兄弟也变得疏于联系，每次给大胖打电话，他总是在夜班后的补充睡眠中，嘴巴不清楚地呢喃几句后就能在话筒中听到他的鼾声。大飞老是风风火火地奔波在各个分局和会议的现场，很少接电话，偶尔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豆腐块大小的官样文章，文笔越来越老练，却见不到寝室里那嬉笑怒骂的风格。阿轩还守着岗楼，在日晒雨淋中与废气和机油为伴，不过让他欣慰的是现在每次值勤时，常常有个美丽的女孩子远远地凝视着他，以前那度时如年的痛苦在那美丽的注视下已经化为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阿理执著地继续着他的考研之旅，但在临报名的时候却把志愿从北京大学改成另外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问其缘由，阿理长叹一声：“已经失败了两次，成本太大，再也赌不起了。我这就像一个守身如玉的大家闺秀，本打算嫁给豪门公子，谁知道因为一念之差失身给了一个刀疤脸。”
当年闹腾成一处的朋友，因为工作，因为现实，渐渐开始变得沉默。或许在向理想前行的路途上，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我们会选择低调和蛰伏，有时候是一个人如此，有时候是一个群体如此，或许在沉默中，在单调的机关工作中，我们会变得程式化，甚至觉察不到理想光芒的指引，但是，我们毕竟是在成长和前进。“目标约束情感，寂寞使人强悍。”那时候的我常如是安慰自己。
机关里面的人事大概总是这样：时而有赞许的微笑，时而是恶意的攻击刁难，让人觉得是场闹剧。科里虽然人不多，但是我却感觉得到关系的微妙，黎科长不拘小节，属于典型的与人为善型，每次开会，传达完上级精神就宣布解散，从来不做什么官样文章。副科长老关则有点倚老卖老，虽然言语不多，但我们却时刻可以觉察出他对科长的不满，常常在科长不在的时候发几句牢骚。
除了内勤外我们几个大头兵也是各有特色，我是典型的逍遥派，哪边都不沾，谁有道理就说谁好，对黎科长是发自内心的崇拜，对关科长则是出于对长者的尊重。大军去年刚结婚，一不小心又马上要承担起爸爸的职责，除了工作外就是抱着本孕妇幼儿保健的书认真琢磨。我知道当年的他曾经考过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如今，梦想还在，书本已经沾满了灰尘，肩膀上已经顶上了生活的担子，他常在闲聊时为当年的雄心壮志击节而叹，并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套牢的股票。我笑着安慰他：“虽然是套牢了，但怎么着也是一高科技，还是有解套的潜力啊。”
科里除了大军外还有老江和小齐。老江是老资格的刑警，看守、户籍、预审和刑侦什么岗位都呆过，年纪也比黎科长大，但是为人十分低调和谦虚，架着副眼镜老是笑眯眯的样子，虽然这么多年依然只保持着副科的级别，但是大家都对他十分敬重，相比较而言，他和关科长的关系最近。尽管他资格老，但是对我这新丁倒是从来没有架子，常常在科里没人时传授我一些在机关里为人处世的窍门。
小齐是比大军早一年进来的大学生，算是科里的业务骨干，由于老是被抽调到专案组去办案，养成了言语谨慎的习惯，总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小齐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在于他是全科唯一把每天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检察日报》以及省市党报全部读下来的人。而且谈及中央、省市和市局的人事安排起来简直如数家珍，大军常笑称他是“市局人事结构活地图”。小齐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反倒有些以此为荣。除了老是神秘地整理他的案件材料外，他偶尔还会临帖练字，不过所抄写的可不是什么庞中华字帖，而是党中央和市局党委近期会议的报告，这种认真的理论学习态度时常让我和大军这种不思进取的家伙叹为观止。
虽然某些同志互相之间有点看不对眼，但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出于纪律要求，大家互相都不打听对方手上正审核的案子，但是审核过程中只要一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也都拿出来让大家探讨交流，这种讨论能够促进自己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对保证案件定性的准确性实在是非常有用。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