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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毕竟和在防暴大队里不同，大家都神色匆匆忙着自己的事情，见面也就是点头一笑，不像以前和队友们同居一室，可以有说有笑、恣意打闹，在队里见到的领导不是中队长就是大队长，反正看着官就叫队长准没错。
让我郁闷的是到这里以后，除了政治处主任是我主管领导给混了个脸熟外，谁是队长、谁是教导员、谁是科长、谁是书记、谁是政委、谁是处长我全部没整明白，整天见了迎面过来的人时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打招呼又不知道叫别人什么好，只好满脸堆着谄媚和尴尬盯着别人作微笑状。这一行为暗地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科队长，甚至有人还跑去问我们主任，说新来的那大学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冲谁都傻笑啊。没有办法，领导只好让我帮着管人事的大姐清理了一个星期的档案材料，利用这个机会才算把处里所有人给认了个大概。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和档案袋、会议通知打交道的生活漫长而无趣，所做的活儿除了装订誊写外无非是楼上楼下地跑着复印资料，常常在办公桌上忙上一小会儿我就哈欠连天想去和庄周相会，这种平凡和单调让我格外怀念半个月前在巡逻车上和兄弟们同生共死、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天，我因为买报纸差点没赶上班车，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才被司机发现给拉了上来，坐定后，我顺手打开上车前买的一份早报，一瞟见头版标题，我的心头突然猛地一震，上面赫然登着张君团伙在重庆被捕的消息，我禁不住骂道：“你小子也有今天？当年可把哥哥们给害惨了……”掩上报纸，我不禁回忆起与这个传奇大贼相关的那些岁月。
不要说一九九九年这家伙和警方枪战时被我和前女友撞个正着，我参警后，当年被张君打成痴呆的那名叫李亮的年轻民警受伤前就是我们楼下那个中队的，可以说，我的防暴警察生涯，有一半时间都是围绕这个家伙展开的，甚至当年我们这批大学生被分去当巡警，也是和“一·四”枪战后上级发现巡警队伍在应付突发暴力事件时力量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还记得今年最热的那段时间，省厅的通报里传出了又有人打算持重武器武装行劫的消息，由于特警大队警力不够，当时市局要求全市的防暴警察做好保卫“五场一库”的工作。所谓“五场一库”，就是本市的五大商场和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的地下金库，当时除了加强日常巡逻外，每个受保护单位旁边都要求有警察驻扎。
我们大队取消了巡逻勤务完成后的例行休假，受命驻守在全市最繁华的商厦——月湖广场旁边。这天正好轮到我们中队备勤，大伙戴着钢盔，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双手紧握着七九式微型冲锋枪缩在几辆密封的小面包车里面，破车里唯一的空调不知道怎么就坏了，为了怕暴露，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的，结果每个人都闷得快昏过去。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只好搜肠刮肚地寻找黄段子互相交流取乐，并储备起来充作以后酒席饭桌上的谈资。
望着丰子、大刘他们唾星飞溅、口若悬河地神侃，我丝毫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低级趣味，相反，我忽然觉得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是那么可爱。我们的枪里面子弹不多，真要打起来十秒不到就打完了，所以上级强调只许点射不许连发。防弹衣遇水就失效，事实上我穿的防弹衣已被用了三五年，冒雨执行任务时不知道被淋过多少次，按国外的保养规格早该扔垃圾堆了，挂在我身上纯粹是一心理安慰。头上的钢盔更是年代久远，重量压得自己又是头疼又是耳鸣不说，还根本抵不住五四手枪和仿AK47类长枪的近距离射击。
这些情况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也都明白意见提了也是白搭，在上级眼里，城市里的大规模枪战永远是小概率事件，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投入大批资金来更新警务装备是不现实的。陈班长说了，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枪战中被打死的话，是没有人会记得给我们换防护装备的。当年要不是李亮中枪，估计我们到现在还是三个人操着一把手枪和两根烧火棍巡逻呢。
在大熊准备给大家讲第十个段子的时候，电台呼叫说暂时解除戒备大家可以下车透气了，同事们狂吼着纷纷涌下车去伸腰捶背。我正打算伸个懒腰，突然心头大震起来，一时间愣着不动，不由地痴了。
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自己昔日的女友正挽着一个男人幸福地行走，她穿着比读书时更漂亮的衣服，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甜蜜和满足。而我，除了衣服湿透和污迹斑斑外，浑身还散发着汗臭和枪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让一向骄傲的我顿时觉得自惭形秽，忽然回想起读书时骑着破单车带她到长江边看夕阳那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容易满足和向往爱情，未来在我们眼前完全是一幅纯真美好的画卷。
我生怕她见到我，把钢盔帽檐压得更低，在她心目中，一贯优秀的我即使进了公安局也是给领导当秘书，在机关里起草文件，怎么可能在大街上扛着枪吃灰呢，我心中一阵凄然。
其实每个人，尤其是男生都时常在突发奇想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凄美的境地，往往设想自己如果和昔日恋人相见会是什么情境，部分人会把保尔和冬尼娅的雪中碰面作为范本，有点不堪，但是又夹含着几分略带苦涩的痛楚。多数人则会设想自己风度翩翩，挟着公文包，带着高级白领或者暴发户的自信如日剧男主角般意气风发地行走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而自己的前女友则形容憔悴，带着已婚女人惯有的不幸运和沧桑感。此时每个男人都会有种虚荣心爆棚和报复心得逞的快感。所有的女性观众大可在此指责男人们的无耻和绝情，可这的确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和自我剖析后得出的经验之谈。
很可惜，那天我成了保尔，而不是想像中的日剧男主角。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会在躁动时代渴望一场全民皆兵的战争的到来，我在那一刹那也突然很希望有一帮歹徒能及时出现在现场，我和我的战友们迅速操枪和他们在闹市的街头进行一番紧张的生死对决，弹雨如注，血浆四溅，战斗的结果自然是警方痛歼顽敌，作为警方唯一的受伤者，我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用最后一颗子弹解决了匪首，然后浑身鲜血地倒在前女友的面前，留下最后一个足可青史留名的凄美微笑。可惜，事情的结果大多数并不是天遂人愿，望着她和她的另一半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只能吞下几口口水，收拾起一切痴心幻想乖乖地上车和那帮饿狼去抢队里送来的盒饭。
也许张君被捕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到单位的当天政治处主任通知我已经被分到了法制科。按理说，像我这样刚分来的大学生应该先到侦查大队去做侦查员锻炼几年才有资格去法制部门，可是考虑到我有律师证和考上了研究生，再加上法制部门一直缺人，党委研究决定还是让我直接去案件审核部门。后来我了解到，因为我们处成立之前最早是归属于刑侦处的经侦大队，组建之初主要招收的是财会和金融方向的大学生，但是对法律很熟悉的尚在少数，所以现在急需补充一批对经济业务和法律知识都熟悉的大学生进来。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法制科就是给群众和民警普法的地方，编编教材出出题什么的，经过主任讲解之后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是最机要的部门。接受报案、立案、拘留、报逮捕以及移送起诉、劳教全部得在这里审核签字才能往分管处长那里报。除此以外，法制部门还得负责应付日常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连我自己都暗自怀疑能否胜任这个岗位。当然，与那些还在巡逻车里遭受日晒雨淋的同学们比起来，自己只熬了一年就能学以致用，已经是足够幸运了。
我的新领导姓黎，三十来岁，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业务能力很强，是从基层的刑警队长一路凭实力做上来的。我和他谈了自己读研究生的事情，并把新学期的课表给他看了，他说已经听政委谈过，最近事情不太多，让我有课尽量去上，没课的时候就自觉过来上班。这让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一直遇到的都是好领导。
黎科长当时正收拾行装打算到香港开会，据说是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和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合办的二○○○年内地—香港信用证诈骗案办案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内地经济犯罪侦查方面的业务精英。我们处当时刚好侦破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信用证诈骗案，黎科长即是主办人之一。
行内人都知道信用证作为一种常用的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涉及外贸合同、提单、保险和票据各个方面，对办案者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这个案子办成后一度成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的范本。我很为能在一个这么有能力的领导手下做事而自豪，并决定今后一定要以黎科长为榜样，争取能独立办出几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来。
十月，科长去香港开会。我则返校读书。
法学院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先生们对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每次开出的书单都要求我们认真读完并定期检查读书笔记，那段时间自己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目，并开始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习惯。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理论的预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寻求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些话鼓励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对事实负责，尤其是我所处的部门，动辄关乎别人的自由和前程，更是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和个人颜面得失方面的考量。
和师兄聊起我的这些想法，师兄开玩笑似的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对真理负责’呢？”我反问他：“这世界上除了自然规律外真有永行不悖的真理么？我们口中的所谓真理，只不过是具有被人解释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