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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道：“狗肉火锅。”
大刘顿时变了脸色，找地方去吐刚才喝下去的稀饭。
打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车组就算订下了事无巨细，划拳决定的规矩。
最让别的车组叹服的一次是，一名持枪嫌疑人在开枪打伤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沿着铁路逃窜，我们车组奉命追击，大家都知道子弹不长眼睛，贴着铁路追击嫌疑人时冲在最前面的人绝对是最危险的，在这种情形下倒没有谁来显现电视上的那种高风亮节，同志们一样猜拳决定由谁打头阵。
中了头彩的丰子被我们套了两层防弹衣，他顶着钢盔操着上了膛的冲锋枪冲在最前面，我和大刘则提着枪紧跟其后，虽然最后没什么收获，但沿路搜了大半夜怎么着也是身心俱疲，人困车乏了。刘队知道我们为这事还划拳后，大骂我们胡闹兼没有任何革命气节，但我们仨倒是处之泰然，我们的逻辑是：职责所在，为了抓到歹徒，哥儿几个去挨刀子招子弹那都是我们的义务，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一次让天意和运气选择的机会，这不是贪生怕死，姑且算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无奈或是调侃吧。
自打哑巴案件后我常常用崇拜的眼光看待大刘，觉得他当一巡警实在是糟蹋，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到刑侦处的重案大队去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我的崇拜，经常教我些辨别事物的小技巧，或者传授防暴警察在城市作战时的基本军事技巧（大刘以前在武警部队服役），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和他的交情很快因为一件事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事情源于一起盗窃案，当时已经到了八月盛夏的天气，解放公园每天都有很多趁着清早凉快跑来晨练的人，自行车零散地停在门口，时间长了小偷们也动了心思，时常结伙在那里偷晨练者的自行车。
有个中学体育老师先后被偷了三辆车，实在忍无可忍，就赶早藏在车棚的暗处观察，终于让他等到了那帮偷车贼，于是打电话报警。我们车组正好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吃早餐，听到电台呼叫的地方就在附近，放下碗撒腿就往公园门口跑，迎面就和那帮偷车贼撞上了，那些家伙一看到我们马上作鸟兽散，丰子和大刘分头去追，我照着一个中等个头的直扑过去，那小子正要跑，突然被埋伏在车棚旁边的体育老师绊倒，那体育老师估计也是攒了一肚子气，冲上去就对被绊倒者拳脚相加，我看那老师拳拳用力，生怕打出人命来，忙过去想把他们拽开，纠缠中自己也被那气红眼的老师塞了几拳头，把我给疼得半死，又不能还手，只好死拉活拽把他们拉开，喝令那贼跪下，然后让报案人退后十步，大骂道：“打就打，你他妈准头也太差了，五拳有三拳招呼在我身上了！”他只好连连道歉。
其实这还算好的，前几天陈班长车组去领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被抓到的小偷，见到人的时候那小偷已经被车上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吓得陈班长赶快自己打电话叫相熟的记者来拍照存证，生怕又被媒体做了文章。结果送到派出所人家连人都不愿意收，估计也是被这类事情给弄得怕了，谁都不愿意端着个屎盆子盖在自己头上。有时候，“群众暴力”真把我们这些处理现场的人给为难死了。
我简单讯问了一下偷车的那小子，大刘跑了来，看到跪在地上那家伙，忙喝问他同伙的去处。
“搜身没有？”大刘问我。
我回答道：“现场太乱了，还没来得及。”大刘就站着在那贼的口袋里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我看到大刘很迅速地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百元大钞，然后以极快的动作装到自己口袋里，接着对我说：“你搜搜看，我去瞧瞧丰子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一寒，但什么也没说，嫌疑人就更不敢张口了。
把人带到派出所里，照例要办各种移交手续，报警人和值班民警一起去做笔录，我们三个则和一名民警办赃物移交的手续，我把后来搜身搜出来的钥匙、起子和工具包一一清点清楚，派出所的民警也逐一登记，手续快办好的时候，所里的民警抬头看看我，问：“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想了想，看了下身边的大刘，他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默然站立在一旁，我便问他：“大刘，上衣口袋搜出的那几百块钱刚才专门让你收好的，别忘记了。”
大刘脸色一变，但迅速恢复正常，连忙说：“对，对，我差点忘记了。”说着把钱掏出来给派出所的同志登记。
这件事情后，大刘就再没怎么理我，我也收回了对他的崇敬，觉得他当个巡警就足够了。
八月飞火的时节，我们继续着巡逻勤务，当时有位领导曾发过话：“张君一天不抓住，广大公安民警就一天衣不解甲，严阵以待！”于是炎热降临时我们依然被要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头戴钢盔，身上还揣着电台等十几斤的装备，在太阳下走一圈下来人都快休克了，更别说下车抓贼。
暑还是要避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各种避暑方法，守湖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停在湖边，打开车门听任湖风往车里灌，有时候被警务督察队的巡逻车给瞧见，说上几句提醒我们注意的话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这些督察哥哥大多数也是从巡警队调上去的，知道下面同志们的辛苦，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帮快被晒脱水的家伙面前强调警风警纪。
守市区时，一上岗我就先买个西瓜，然后在路边找个卖冷饮的小店，给店主一块钱让他把我们的西瓜放到冰柜里，快下班时用电台把周边巡区的几台巡逻车叫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起开瓜解暑。
以后每年的夏天一样会吃很多西瓜，可是再也没有和战友们挤作一团大快朵颐时的那份痛快。
偶尔我会怀恋自己的旧感情，但正如每个打算用事业来冲淡情感沧桑的男人一样，那种怀恋只是一瞬间的心中绞痛或者黯然神伤。我曾经形容过那种心头的阵痛，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每天像压着五指山般无法喘息；不久，痛苦像B52重型轰炸机在内心狂轰乱炸一番随曙光的到来而离去；再以后，忧伤会如同F16战斗机般常常在深夜精确命中自己的内心。时光匆匆，痛苦转眼又成了缓缓掠过的飞鸟，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回响；当真正习惯和麻木的时候，那种伤感就成高速划过心头的F117隐形战斗机了。
一天，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们车组正在做下班交接前的准备工作，电台里突然一片嘈杂，指挥中心疯狂呼喊江北沿线的所有巡逻车，称区法院家属楼的施工工地上有人正在持枪杀人，让附近的巡逻车迅速赶往现场。
正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警灯就直奔现场，因为我们就在事发现场附近停靠。赶到工地时，老远就看到一群人操着家伙围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地上还坐着一个人。
看到警车来了，一个为首的招呼了一声，其他人迅速往工地后面的山上跑，那为首的缓缓后退，然后从容不迫地拿出一把火铳来，照着地上那人就是一枪，地上那人闷声栽到沟里。
“反了！反了！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杀起人来了！”丰子大叫起来，叫上我和大刘一路追过去，路过被打死的那人时，丰子说：“算了，你看着他。”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只好服从命令。
大刘看了看四周空旷的环境，突然对我说：“接着！”顺手把自己的弹夹甩了一个给我，我感激地看看他，把弹夹别在腰里，叮嘱他：“你们也小心！”大刘点点头，和丰子一起消失在夜色中。也许，共患难是泯醉恩仇的最好方式吧，我想。
二人走后。我费了老大力气把人从沟里拖上来，俯下身探了探那人的呼吸，感觉已经没气了，霰弹全部打在他大腿上，其身上也已有几处刀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很恶心的血液味道。我用电台向总台汇报了现场的状态，指挥中心说已经弄清楚了情况，是一群“沙霸”为了抢工地上的业务而发生的内讧，并称救护车和刑警处的扫黑大队马上赶到，让我先看住现场。
我警惕地左右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块工地三面环山，天上也没有星星，四周静得吓人，我把手枪保险打开，到处看了一下，没发现其他人。这时，身边的那具尸体突然抖动了几下，我吓得半死，差点把子弹全部射到那家伙身上，只见那人开始在地上不停抽搐，嘴里轻声念叨着：“好冷，好冷。”我小心翼翼地上去摸了摸他，发现身体还是热的。原来不是炸尸，我一颗心这才落了地。见那人不住叫冷，我只好把外面的衬衣解下来盖在他身上，心里暗骂：“上次呕吐搞坏了一件制服，这次又要搭上一件了。”
衣服盖上后那人依然叫冷，我这才注意到他大腿处，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我知道再不止血的话这个人马上就会血尽而亡，只好到处找绳子好把他的腿扎住，结果找了半圈仍无所获，看着地上那人的身体正慢慢变冷，情急之下赶紧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先紧紧勒住他的大腿根，接着把皮带打了个死结，把衬衣的袖子扯下来再缠一道，直到看着血被渐渐止住。
这下子我算是彻底清凉了，光着上身，一只手还得捏着裤腰，另一只手则拿着开了保险的五四手枪，长夜漫漫，援兵始终没来，大刘和丰子那边也没有消息，我突然备感孤独和恐惧。想想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一边吃着冰镇荔枝看《快乐大本营》，一边和女朋友在电话里约着次日在何处见面，哪里想到会在荒郊野外和一垂死之人为伴。
我突然很想找到些温暖的感觉，不是想说什么话，只是很想听听那个曾经温暖我心的声音。于是把枪别在怀里，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熟悉的CALL机号码，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的CALL机是否还在使用着。那几分钟的等待像几个世纪般漫长……
我的手机终究没有响起。几分钟后，无数红蓝灯交替闪烁的警车开到了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