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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帆
第一部分
五月九日中午，电视屏幕上一出现那些高举巨大的横幅、标语、旗帜，在激昂的口号中整齐行进的学生，大家都禁不住哭了。学校里开始酝酿着游行，大三的师弟来劝我参加，我说参加可以，但不做组织工作。
由于京沪那边已经先期举行了抗议北约霸权的学生游行，我们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做好条幅，开完声讨大会，我们就上街了。
游行之初，队伍尚称得上井然有序，周边几所高校的学生也陆续加入了队伍，我们扛着旗帜喊着口号一路往F国领事馆行进。周围的群众也不时投来赞许的目光，几辆警车隔着老远跟着，不是为了阻挡我们，而是把一些打算混进来闹事的闲杂人等赶开。于是我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欣欣然间觉得也承继了些五四的遗风。
经过一家麦当劳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这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产业呀！”于是队伍出现了分流，一部分师弟呐喊着冲了进去，坐定后大拍着桌子要里面的服务员给我们供应汉堡、鸡翅和饮料，有人开玩笑说向美国佬索赔时这一部分钱就算抵消了，人群一阵哄笑。
……
五月还没过完，大家已仿佛淡忘了月初的那些轰轰烈烈，打出“抵制美货，除了计算机”的横幅的同学们照样为NIKE的每一次大减价而趋之若鹜；肯德基、星巴克依然是穷学生们约会的首选；被拒绝赴美签证的同学纷纷去新东方咨询新局势下的签证技巧，个别投机者甚至跑到系里去开学潮时自己不在学校的证明……
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一席安睡之地
一九九九年可谓多事之秋。
年初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持枪抢劫案，张君在全国商业之都晴川市市中心持枪抢劫金铺，打死两人，并与闻讯赶来的防暴警察展开激烈枪战，枪战中，一名警察的头部被子弹打穿……
四月，一直号称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战云密布，北约发动的一场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的战争拉开了序幕。
该月下旬，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
五月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导弹击中，三名中国公民遇难，北京市万名大学生走上街头，围在美国与北约各国使领馆前游行、示威。
七月，台湾的李登辉对外宣布其“两国论”，两岸气氛骤然紧张。
八月十八日是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创世纪》中预言的世界末日，无数人在这一天里有了狂欢、纵情、示爱、反思、警醒甚至滥情的借口……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比一九八四年更加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一万名三军将士气势昂扬，四百辆战车隆隆开过，一百三十二架战机划空翱翔，二十余万人参加了广场上的欢庆。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正好满二十一岁，晴川大学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
一月四日那天傍晚，我和女朋友正打算去月湖广场完成考研前的最后一次采购。快过马路的时候听到急促的枪声，人群潮水一样从商场涌出，滚滚人流穿过马路与我们擦肩而过。我和她傻站在街对面的中山公园门口，双手紧握，茫然失措。
一月三十日，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如期举行，我所报专业为经济法学，尽管专业跨了学科，但自己从大三起就开始为考入法学院作准备，自问还有些把握。
考完之日，大雪，正是我的生日，女朋友提着蛋糕笑吟吟地站在考场门口等我，细雪沙沙地打在她肩膀上……
寒假过后，提前回到学校，从系里领回各类或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大小招聘会的日程表，毕业生们开始找工作。
这一年，IT狂潮刚刚掀起，计算机系和电信系的学生成建制地被各大网站和高科技公司以我们望尘莫及的高薪挖走，就算没着落的也整日里盘算着如何创造概念引来投资做个网站然后烧钱吸引大家注意力，用学术的话叫作“为推动眼球经济而努力”，说俗一点就是被创业的激情撩拨得蠢蠢欲动，当然也有比我概括得好的：“当财富和荣耀伴随着青春时，伟大的戏剧登场了。”
广大文科专业毕业生们的处境则不大如意，除了极少数挤上了网络经济的快车去网站做各类“O”的副手外，其他的都在职场上频频碰壁，更别提我们这个当年火极一时的专业。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刚上大学时，据说连农学院都设置了国际贸易专业，而现在外贸状况不景气不说，各类或正牌或杂牌的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更是如恒河沙数。
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单位会要我们呢？没办法，大家只好把考公务员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时候，公务员的职位并不像现在成为大学生们择业的首选，仿佛只有最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才会去安心坐机关。
四月一日，市公安局来我们学校招人，由于我们班在我这个班长带领下一直抗拒学校的各种苛捐杂税，和系里处得很不好，于是管就业的老师只通知了另外一个班。自己当时刚从人才交流会回来，得知公安局来初试时我们班一个人都不在，实在气不过，便拉上两个同学直接把简历拿到了市公安局的政治部，当时就是和系里赌一口气，你们不就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好工作吗？我们偏绕过你们把你们推荐的人全挤下来。
当时以为研究生是十拿九稳上的，在找工作中和公安机关打个擦边球也算是这辈子和警察这一行结下一段缘分。
四月九日，考研成绩公布，我的专业课是第一名，政治基础课则不合格，这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是不能容忍的，我被淘汰了……
与此同时，公安局那边开始面试、体检、笔试、政审、调档……迷迷糊糊间我就收到了自己被录用为人民警察的消息。同时被录用的，还有一百五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学的毕业生。
五月九日中午，电视屏幕上一出现那些高举巨大的横幅、标语、旗帜，在激昂的口号中整齐行进的学生，大家都禁不住哭了。学校里开始酝酿着游行，大三的师弟来劝我参加，我说参加可以，但不做组织工作。
由于京沪那边已经先期举行了抗议北约霸权的学生游行，我们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做好条幅，开完声讨大会，我们就上街了。
游行之初，队伍尚称得上井然有序，周边几所高校的学生也陆续加入了队伍，我们扛着旗帜喊着口号一路往F国领事馆行进。周围的群众也不时投来赞许的目光，几辆警车隔着老远跟着，不是为了阻挡我们，而是把一些打算混进来闹事的闲杂人等赶开。于是我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欣欣然间觉得也承继了些五四的遗风。
经过一家麦当劳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这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产业呀！”于是队伍出现了分流，一部分师弟呐喊着冲了进去，坐定后大拍着桌子要里面的服务员给我们供应汉堡、鸡翅和饮料，有人开玩笑说向美国佬索赔时这一部分钱就算抵消了，人群一阵哄笑。
快餐店的经理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审视了一下我们这些在五分钟前还仿佛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天之骄子，然后示意员工把汉堡和可乐端给我们，毕竟新闻中已经报道了成都的学生砸毁当地外资快餐店的事件。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羞耻，这难道就是我们游行的意义所在么？如果真是如此那和那些砸抢的暴徒又有何异，只不过我头上顶着一个“爱国”的光环，显得不那么赤裸裸罢了。我把校旗往地上一丢，说：“老子不牵这个头了，你们谁爱拿谁拿。”几个师弟忙问我到底被谁招着惹着了，我指着校旗对他们说：“我丢不起这个人。”
队伍到达F国领事馆门口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大批的防暴警察开了过来，学生们明知道他们也是例行公事，可大流总是要随的，于是高喊着口号一阵阵起哄。
警察们表情肃穆地排成人墙，阻挡人流继续向前推进。无数墨水瓶子越过人群砸向他们，由于怕激化矛盾，墨水瓶多数都在他们身后的墙壁上裂开，但飞溅的墨汁依然有不少落在他们身上……
在呐喊的声嘶力竭、口干舌燥后，人群渐渐散去。清点人数时，不见了同学安翔，正着急时这小子一路摇头晃脑地跑了回来，问他做什么去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光喊口号解什么气啊，我去停车场把那帮洋鬼子的车轮子全给卸了。”大家纷纷指责安翔此行有失咱中华礼仪之邦的体统，安翔答道：“屁！我这还算客气的，路边那几个科技大学的小子把警车的车灯都给砸了，警察们坐在里头连屁都没放一个。”
五月还没过完，大家已仿佛淡忘了月初的那些轰轰烈烈，打出“抵制美货，除了计算机”的横幅的同学们照样为NIKE的每一次大减价而趋之若鹜；肯德基、星巴克依然是穷学生们约会的首选；被拒绝赴美签证的同学纷纷去新东方咨询新局势下的签证技巧，个别投机者甚至跑到系里去开学潮时自己不在学校的证明……
四年后，一位《人民日报》社的主任编辑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就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
六月二十五日，我毕业了。在火车站含泪送完最后一批远行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