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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伦扭过头，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周恩来也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这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张大宗现在是北清大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在这个领导班子中，大概惟有他对教育是内行。张大宗仰着国字脸，翻着厚嘴唇对周恩来为难地说道：“现在，我们的教师力量不够。”周恩来马上一挥手，问：“你们还有多少教师在江西干校？”
张大宗扭头看着汪伦，汪伦回答道：“还有一两千人。”周恩来将两手放在沙发扶手上，问道：“可以再调一些回来吗？”汪伦说：“能够调回来的都调回来了，剩下的政治上都有问题。”周恩来问：“这么多人有问题。都有什么问题？”汪伦说：“有历史的，也有现行的，有的问题比较复杂。”周恩来目光一下显得很严厉，他说：“哪有那么多问题？有问题也可以用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不是现行反革命，不是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都可以用嘛！”
汪伦想解释什么，周恩来很断然地说道：“老知识分子，无非是过去留过洋，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解放前写过不好的文章，有的还参加过国民党，这些只要来路清楚，都不妨碍他们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不就使用了他们吗？文化大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对他们的教育更多了，可以放心地使用他们。至于年轻一点的教师，无非是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反革命，都可以酌情使用。”
汪伦垂着眼咬住下嘴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那多少是一种保留的态度。周恩来知道汪伦的政治背景，他是江青、张春桥信任的人，但他更知道自己面对的政治大局，此时，他只好“挟天子以令诸侯”，说道：“主席最近一再强调要大胆解放干部，解放知识分子，你们北清大学在这方面要带个头，要进一步肃清林彪极‘左’路线的流毒，极‘左’不批透，对极右也批不深。”说着，他问了一连串十分具体的数字：北清大学原有教师一共多少？现在调回多少？留在干校还有多少？留在干校的年龄分布如何？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每一类问题各有多少人？他们的家属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子女在哪里？干校每天的活动是什么？
干校的那些老教授们健康状况如何？乃至问道他们被迁到干校以后，在学校原有的住房如何安排了？现在将他们调回来，住房问题有何困难？北清大学目前一共开了多少个系的课？每个系多少学生？多少教师？还能新开哪些系？周恩来还问到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实验室的情况及幼儿园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汪伦及他带来的一班人有一多半回答不上来，他们连连说：“要回学校后再详细统计。”
周恩来非常严肃地讲道：“对于一个学校的基本情况，你们应该掌握。”汪伦脸上流着汗说道：“我们不知道总理要了解这些数字，没有做准备。”周恩来说：“我问的是一些基本情况，作为学校的领导，应该随时掌握才可以。你们现在问我这个当总理的中国现在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钢产量，煤产量，发电量，运输总吨位，粮食总产量，国家财政状况，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国务院各部门的基本情况，我也可以随时回答你们。什么叫基本情况？就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情况，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去研究各种动态和问题。”汪伦本来就胖，天气又热，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军装，张大宗也有些忐忑不安地搓着手。周恩来依然严肃而平静地说着话，他在自己权力的范围内有足够的威严，这威严是通过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表现出来的。他以自己工作的干练去要求每一个部下，他总是从这种特别具体的情况中显示着周恩来风格。
最后，他换了比较温和的语调说道：“我看这样做好不好？”汪伦等人立刻打开了笔记本，注意地看着他。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一条一条说道：“第一，你们立刻将我刚才问到的那些基本情况搞清楚，报告给我。”汪伦等人一边记一边点头。周恩来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大胆解放干部，解放知识分子，在原有的教师队伍中解决师资问题，干校中的绝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应该成为我们教育革命可以运用的力量。第三，立刻制定一个将干校中部分或大部分教职员工调回学校工作的计划。第四，在此基础上同时解决对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补习。第五，同样在此基础上解决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问题。第六，”周恩来环指了一下面前的人，“对于上述五点工作的落实，如何统筹兼顾，如何强加领导，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力量。”周恩来说到这里，挥了一下手势，对汪伦等人说道：“希望北清大学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制定一个大致的计划，写个报告给我，我们就可以用北清大学的经验来推动全国。”汪伦等人放下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周恩来说：“今天找你们来，是因为相信你们，今天对你们的严厉批评，是希望你们起到带头作用，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
对我刚才讲的话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对我的批评有什么不服气？都可以说。“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在场的人，众人都尊敬地说：”没有意见，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周恩来说：”有意见，当面提，没有意见，那就要求你们努力去做，我等着你们的报告。“说着，他放下翘起的二郎腿，皮凉鞋落地的声音，等于宣布谈话结束了。
汪伦等人都站了起来，周恩来也站了起来，他与众人简便地握手告别。秘书小丁将他们送出去后，对周恩来说：“总理，你到里面稍微休息一下，我把卫生部的人安排进来。”
周恩来又进到里面的办公室，看见唐秘书正在整理材料，便问道：“给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吗？”唐秘书看见周恩来进来，立刻又从脸盆里拧了毛巾递给周恩来，同时回答道：“打了，传达了您的指示，他们说立刻照办。”周恩来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问：“你没有讲他们落实了以后要及时汇报吗？”唐秘书说：“讲了，我知道您的老规矩。”周恩来点点头，将毛巾递给唐秘书，说：“凡事要落实，重要的事要百分之百落实。”唐秘书又指了指周恩来的胳膊，周恩来恍然大悟，举起胳膊活动着，做着象征性的梳头动作。唐秘书干脆把一把梳子递到他手里，周恩来一下一下梳起了头，同时说道：“这样一举两得，既活动了胳膊，也按摩了头皮，梳头是非常有助于脑部血液循环的。”唐秘书说：“总理，你还是……”周恩来一看他有些吞吞吐吐的样子，就说道：“你又要讲那件事。”唐秘书点点头，说：“总不能回避呀。”周恩来摆了摆手，说：“现在不谈，我马上还要处理问题。”唐秘书看了看他，欲言而止。
从今年五月份起，在体检时发现周恩来小便中有红细胞，复诊时红细胞又增加了，这成为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最担心的事情，但周恩来自己却一直有些回避这个问题。看到唐秘书还要张嘴说什么，他挥了挥手，说：“过两天再谈，这两天太忙。”秘书小丁推门进来，说道：“总理，他们都来了。”周恩来把刚才令他有些烦恼的话题丢在脑后，放下梳子，拉整了一下白衬衫，神色庄重地走到外间屋。卫生部的几位领导一下都站了起来，周恩来挥了挥手说道：“都坐下吧，老朋友了，就不用一一介绍，也不用握手了。”七八个人都坐下了，秘书小丁也在周恩来身边坐下，拿起本子准备记录。周恩来仰在沙发上，单刀直入地问道：“上一次安排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立刻，卫生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一个头发稀疏脸庞方胖的人回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给将近五百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做了全面体检。”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说道：“不少人都是从外地干校来的吧？”立刻有一个面孔瘦削的人回答：“是，百分之七十五是从外地干校来的。”周恩来对这样精确的回答表示满意，他说：“好，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非常高兴。”人们说：“是总理指示得及时。”周恩来挥了挥手，说：“不及时呀。发生了老干部看病难、治病难、死了人之后，我这个当总理的才发现问题，已经是太晚了。”今年年初，他看到了有些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病没处看，导致死亡的报告后，立刻对卫生部做了指示，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副部级以上的所有老干部进行一次体检。他当时指示道：“无论他们在哪里，哪怕在监狱里，也要想办法把他们都找到，一个一个给他们检查身体。”
在检查身体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这是一个解决老干部问题的特别好的过渡手法。
周恩来问：“还有多少人没有进行全面体检？”还是那个头发稀疏面庞肥胖的人回答道：“还有几十个，分布在十一个省，我们和省里联系，他们说这些人问题比较严重，还没有做结论。”周恩来说：“你们没有说，先让他们回来检查身体看病？人死了就救不活了，结论早晚都可以做。你们就说我的指示，原则上都要回来，不回来，要经过我批准。”一屋子人都在认真记录着。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扭头对小丁说：“你把王美华叫来。”小丁起身出去，一会儿领进来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愁苦的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周恩来对大家介绍道：“这是王国为的女儿。”王国为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位部长。周恩来对王美华说：“你说说你爸爸的情况。”王美华说：“他现在得了尿毒症，还在安徽干校里，想让他回北京看病，他们不让他回来。”周恩来问：“为什么？”王美华一脸苦相地说道：“他们说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周恩来显得十分气愤地一挥手，说道：“即使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有病治好了，救活了，也是符合革命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