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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回巴黎时，萨特又产生一个幻觉，以为有一个男人在折磨波伏瓦，采用的方式是不断地记下他的病状，因此他们必须秘密离开这里，以避开这人的纠缠。
回巴黎后，萨特头脑仍然是一片混乱。一次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对她说，他的一盒烟在下水道里着火了。看到阿莱特表示怀疑的神情，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刚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采访，这当然也是没有的事。
这天晚上，萨特喝威士忌时，没有注意到西尔薇在其中掺水。波伏瓦很不喜欢这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减少萨特的饮酒量。这一夜，萨特不停地喊道：“我就要满68岁了！”波伏瓦问他为什么这样激动，他回答说：“因为我原以为我将要满67岁。”
医生认为萨特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特别希望他戒酒，酒精会毁掉他的大脑。而萨特对于戒酒难以忍受，他说：“这等于是向我60年的生命告别。”
当萨特不在时，波伏瓦给医生打电话询问病情。医生说，如果萨特的病再次发作，他不一定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是处在危险之中吗？”波伏瓦问道。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波伏瓦对此已有预感，医生的话对她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４月他们去圣保罗。现在萨特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一天早上，萨特点燃一支烟，对波伏瓦说：“我不可能再工作了……我老糊涂了。”在医生面前，他带着一种天真可爱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
这一时期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在朋友们眼里，萨特显得神色沉郁，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凝固的微笑，这是面部肌肉轻度麻痹的结果。到5月，萨特的神智有所恢复，他参加《现代》的会议，只是有时犹豫着叫不出人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病情也记不清楚。
槽糕的情况接踵而来。现在萨特的问题不仅仅在大脑，特别在眼睛。本来他自小只有一只好眼能够工作，现在检查的结果，这只好眼的视力已经丧失了40％。他作了两星期检查，仍不能确诊，视力变得更糟。现在他甚至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看报，仍然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
一天下午，萨特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这位医生在他的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个出血点。医生诊断是一种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还有高血压和早期糖尿病症状。以后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三个出血点有两个止住，20％的视力得到恢复。医生说两、三个星期可望得到总体恢复，但萨特仍感不安。在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焦虑地问波伏瓦：“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古怪？”
萨特的眼睛并没有变好。8月中旬在罗马时，他的视力更差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医生发现他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并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还发现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10月上旬，萨特去看眼科医生时，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医生介绍了眼睛商制造的一种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医生的话给了萨特可怕的一击，他好象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来看他，他一言不发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谈话。
萨特和波伏瓦去眼镜商那里借了一台医生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朗读；何况这样他也没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萨特并不特别失望，因为他对这事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他们把仪器退了回去。
12月萨特再次去检查眼睛。医生的话使他彻底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离开医院时，萨特问波伏瓦：“那么，我再也没法阅读了吗？”他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绞。
虽然已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眼睛的判决书，萨特在下意识里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他总是以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没有丧失。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还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拿开，他让她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
“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
“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发现自己说话有误，又更正说：“嗯，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虽然已经不能看书了，每次波伏瓦带回书来，他总是把这些小书握在手上──就握那么一会儿。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用这种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别。
现在萨特常常处于昏睡状态之中。即使在《现代》编辑部讨论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波伏瓦给他朗读时，他也经常睡着，甚至他最喜欢的读物《解放报》，对他也只起一种催眠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昏睡状态是正常的，对因眼睛问题而处于极度焦虑之中的萨特起了保护作用，使得痛苦不那么难以承受。另一方面，萨特自己也感受到这种无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这样昏睡真有点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２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萨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这年暑假他们仍在罗马，西尔薇教波伏瓦怎样使用磁带录音机。波伏瓦同萨特开始进行预定的对话。萨特全神贯注地从事这一工作，只是有几天他很累，他们的进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对话，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谈话时间是8…9月。
关于自己，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个谈话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70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这个长篇谈话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