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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此行的目的，当然是想把北方抗日军收归在政府的管控下。
可惜，封天对所谓的上将军衔，不太感冒，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让北方抗日军政府服从民国政府的管辖。
若是换一个刚刚崛起的小军阀，一顶将军的委任状，那还不感恩戴德，慌不迭地接下这根橄榄枝嘛。
此行，何应钦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
至少封天表明了态度，不会与民国政府作对而试图反对政府，甚至谋取政权，北方抗日军会在表面上维护民国政府，北方抗日军一心一意抗日，不想管其他事。
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封天既然敢信誓旦旦说出这些话来，回头让媒体渲染一下，也算是给他加一道紧箍咒。
而政府掌控的媒体资源，这就是优势，只要不出格，文字间略微夸张一点，你看封天敢不敢反悔。
何应钦也不会相信，封天说过的话，回头就反悔。
别看现在现在声名鹊起，奉天抗战让封天的名字，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一旦背信弃义，坏了名声，声名扫地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封天留给何应钦的印象，这家伙很能打仗，这已经确认无疑。
但是，此人在政治上是一个白痴。
应该说，封天的这种人，对民国政权不会构成多大的威胁。
所以，何应钦此行，不算太成功，情况也不算太坏。
这是无奈的结局，谁让政府不抗日呢？
留下一名女间谍吴华妹，何应钦一行乘火车去了河北。
北地之行不是何应钦的重点，他只是顺道过来送一张委任状而已。
像这样的委任状，民国政府可以随便印，只要你有价值，委任一个将军还算事吗？
要不然，大家都想当正统，争夺统治权，这门道可就多了。
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哪怕你原本是草寇，也会让你摇身一变，浑身闪烁着金光。
何应钦要去河北，张学良才是此行的重点所在。
当初，民国政府希望张学良坚守锦州。
因为，锦州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锦州失守，后面就是辽西走廊，直抵山海关。
但是，张学良心中的想法，似乎与中央政府不一致，竟然如此简单地让日本关东军夺下了锦州这个战略要地。
这种结果实在让民国政府无语，好歹你手中有不少军队，难不成都当了摆设？
说实话，民国政府有点焦躁。
按照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下一步，山海关恐怕也不太妙，日本人真要是逼近河北，那可就大麻烦了。
事态严重，东北军不能再退了。
国民政府有他们的想法，人家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想法。
嗷，你让我顶住，我就一定与日军死拼，拼光了东北军，我算什么？
张学良心中明白，老蒋的目的，无非是让东北军自己一方与日军硬拼。
不光是老蒋，国内军阀各有算计，要学那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把戏，
或者说让前浪死在沙滩上。
至于民族大义，呵呵，不要太高估他们的觉悟。他们坐的的位置太高了，考虑事情不一定会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置。
什么也没有手中掌握的权利重要，若是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你看这些人抗不抗日？
张学良紧盯住国民政府，要抗战，那就全国一起抗战，不能仅让我东北军一方单独抗战。
可是，老蒋愣是装聋作哑，嘴里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似乎理直气壮，蛮有道理。
言外之意，你看我这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先打着，等到我浇灭了匪患，腾出手来一定支援东北军抗战。
可惜，张学良不上套，从锦州撤兵了。
这两方就这样互相耍心眼，斗智斗勇，竟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放任小日本侵吞中华领土，一个东三省，相当于一个日本国，就这样被侵吞。
历史上，在中国有没有这种先例，不知道。
但是，眼下这一段悲剧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日本举国备战，为全面侵华做准备。
而国民政府却还在做梦，找什么国联说理。
找国联说理，肯定没有用，日本人也不会因为国联的发对而撤兵，相信蒋委员长心中非常明白这个简单道理，老蒋有他自己的算计。
要不说老蒋最终败北，格局实在是小一些。
本来，发动全国一起抗战，就是蒋委员长最好的机会，大义所在，运用好了，无往而不胜。
可惜，好好的棋局，竟然弃之不用。
不仅如此，还热衷于在国内继续打内战，权当外敌没有入侵。
日本人占领了锦州，民国政府有必要与张学良磋商，日本军队步步紧逼，河北之地近在咫尺。
封天虽然提醒了何应钦，日本人可能会在商海搞事，可何应钦并没有太重视此事，仅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让戴笠的特务机构关注一下而已。
1932年1月18日上午，一身男装的川岛芳子与几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以及信徒混在一起。
“金壁辉，看你面色不愉，是谁惹你不痛快啊？”
“别提了，前天路过三友实业社，几名支那人看我只身一人，竟然侮辱我，打又打不过他们，只好灰溜溜地逃走，真是气死我了。”
“巴格，真是岂有此理！支那人也敢猖狂，今天我就给你出这口气。”
为了给川岛芳子找回场子，两名日本日莲宗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
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商海很是猖狂，根本瞧不起中国人。这5人在厂外看到厂内工人正在操练，便投掷石子挑衅。
“小鬼子欠揍呀，揍丫的。”
五名日本人的行径惹怒了场子内的工人，有几名脾气暴躁的人便出手还击，引发了许多过路人观看热闹。
而在这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扮成工人模样混入看热闹的人群中，趁此机会已加入战团，一场口角演变成一场群殴。
在这场冲突中，日方有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这群人在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并袭击华人商店。
封天的提示，却并没有引起何应钦的重视，仅仅是让戴笠关注一下上海哪里的最新动态。
一些日本侨民引起的骚乱，不值得戴笠过多的关注，事件的初期都是由上海负责应对。
自从拿下锦州之后，东北大部已经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尽管奉天省除了临海之地，其它各处已经是荒无人烟。但是，吉林一带人还是不少。
如果把到手的土地直接划为日本领土，这显然行不通，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于是，日本人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想要培植代理人。
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前朝皇帝赙仪莫属。
但是，这一行径也受到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所以，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事端，把人们的视线从东北占领区，吸引到上海。
策划这一起阴谋的决策者很高端，除了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之外，连东京的裕仁天皇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其中。
而寻衅滋事这一个任务，则交给了历史上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由她来策划引爆商海骚乱，以方便日本有关方面浑水摸鱼，把事件搞大。
这种挑起事端的事情，对于川岛芳子这名女间谍还真不是难事，略施手段让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在1月21日要求商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商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商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商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商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商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所属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商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之内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商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商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