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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他在加内特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在我们家里，讲求纪律是很认真的事情。有整整一套规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如果照办，我们会得表扬，否则我们会受罚。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惩罚的形式是打屁股。他从来都不会当场打我们或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破坏了规则，他会让我们回到房间去等待判刑。他会单独到我们的房间去，冷静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会相当清晰地说明我们在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受惩罚。我们事先会得到被打的次数，如果一个被打的次数超过另一个，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数多，他也会事先说明为什么。
等我们长大一些之后，惩罚就变成了对我们活动的限制。我哥哥变成一个优秀学生，从来不做任何错事。我玩得多些，但从来不做任何我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家里单辟了一个房间，我们称为狼窝。我父亲要在里面工作，我们家的会议也是在那里面开的，一般家里的大事都要在里面商量。
我的限制主要跟我的学习成绩有关。他会限制我打电话的权利，目的是想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这样的限制总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我觉得那就是我骨子里产生当律师念头的根源了。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协议，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下的书面通知，因为我有一个学期的成绩不如人意。那张协议的内容包括：
如果出现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权利和限制也许会增大或减小，这要看你在与家人的总体态度上的情况。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够让你在娱乐、努力和成就上达成合适的平衡，这样一来，你将来也许就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特权。
那张协议上有我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签名，他还特别留下一个地方供我签字，那个签字行前面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签字以外，我并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话：“但我并不同意。”让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让我加上了那句话。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严酷的老师（2）
与一个陌生人共有一个父亲
我1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有一天，艾尔对我说，他和我母亲希望跟我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我费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被他们发现了。
他建议我们就在客厅里开会，而不去他们的“狼窝”，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某人死了。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谈了很多，说我们彼此对大家如何重要，说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母亲没有说多少话，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当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尽了办法，确保我能够在离婚的事情上尽可能少受打击。没有打斗的情形，也没有看得见的埋怨。我父亲经常还过来一起吃晚餐，过节的时候也会来。
艾尔开始跟罗里·威尔逊约会的时候，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她并不努力装出是我们的母亲的样子，但她很乐意保护我父亲。这就难办了，他最早是属于我们的。
他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结婚时，尽量是轻描淡写的样子，说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仪式，说如果我有时间来参加的话，那他一定会很乐意。我觉得我去不去对他并不重要，因此决定不去参加。走运的是，我母亲倒是动员我去了。
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在这段时期，我觉得罗里和我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她的女儿基姆告诉我，说罗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简有可能在一条黑暗胡同里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后想都不想此事。”此后，我与罗里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们离婚以后，艾尔宣布他再也不结婚了。他看起来对这个决定很是满意。我觉得他应该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他在别的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对我们讲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父亲总记得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会大踏步走进房间，伸出手来说：“大家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咕哝咕哝一些“您好”的话，手却插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而姑娘们则只会叽叽傻笑，之后他会试着跟大家闲聊一番。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堪，但是，他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尽管我约会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从来都不批评他们。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佛罗里达普朗特城来的一个人约会。他的朋友们都称他是“砂子”，他有一头长发，还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当于现在的游戏厅游戏），还穿格子花呢化纤西服和绿色的高跟鞋。艾尔从来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称他是“速可达摩托车”。
但是，我父亲对他不错。他说他觉得“速可达”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总是想办法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发现好的一面。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一点保护人的意思。他只是很小心地处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当父亲第一次跟我现在的丈夫约瑟夫见面时，我们正在欧洲旅行。约瑟夫高个子，长得很帅，金发碧眼，是蓝眼睛瑞士人。他是骑马教练，他是在洛杉矶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离开父亲，到苏黎世去见约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准备带他回巴黎去。父亲说得很明白，说我应该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如果事情不顺利，我应该很轻松地一个人回到巴黎。事实上，他说，我应该记住，巴黎只是很短的一个回程，如果不想在那边过夜，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过夜，说他会理解的。
他很关心我，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父亲还在一旁指导我，照顾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随时准备伸手搭救，帮我拍拍灰重新站起来，想到这些，那是让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约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亲又是平时那种迷人的样子，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德语跟约瑟夫谈话。他甚至问我，是否想把乔治五世宾馆的房间换一下，这样一来，两张单人床就可以换成一张双人床。
这是我父亲典型的做法。尽管他明显看出那是个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见我跟这样一个人陷得那么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总想让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自由，我自己想让两个人的关系往哪里发展都行。就如同将我扶上自行车，让我自己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切都应该是由自己来踩刹车板。
借口并不重要
艾尔是我业务上的伙伴，跟他学到的东西是我在教室里呆上100年也学不到的。他凡事计划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够。他总是停不下来，总是想朝前奔。
他态度强硬，有时候不近人情。他说，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他一般来说还算是公平的，而且总是对的。他从来不让你给予少于100％的东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觉得，如果经受过像他在《南达体育报》上承受过的失败，那么，人人都应该过上好生活。
他所应用的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支付租金，而且还必须留有准备金。但实践这种理论却不容易，你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留给机会，永远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钱过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远也不能让律师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有这么一天，就在我们在农场上准备盛大开场仪式的前不久，我们路牌已经送到，并在米德尔伯格东边的50号公路边上的农场前竖起来了，是用手涂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显示出我们的撒纸追踪游戏公司的名称和徽标。我已经小心地确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当地的城市规划要求。
那天，父亲到了农场，我跑出去，满怀热情地听他对那块牌子的意见。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沿着车道开过去，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见牌子。他只是站在牌子跟前，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还是继续问他，到底对牌子有什么看法。
“这他妈的真是一场灾难。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两天内把牌子换掉，那你们的开场仪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在这里，而且你们的生意永远也火不起来。”我仍然没有听明白，我问为什么。“太他妈小了。谁都看不见。”怪不得他开进来的时候假装没有看见。
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标志牌不能太大，否则就会违犯城市规划。那是一个大错，我听过“你不能让愚蠢的律师帮助你管理企业”的课程，“如果你们请的愚蠢律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弄更大的标志牌，那你们需要一名新律师。”
我一下子哭起来，他口气软一点了，告诉我说，不能拿他的话全往心里装。如果有办法，一定要把牌子换掉，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承受一点损失，汲取一点犯错误的教训。那个牌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直到今天，每当我们谈起公众对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强烈反应，他总是会大笑起来，说：“如果你们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们的客户可能会多得多。”我现在也可以对此付之一笑了。
父亲总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选择，他从来不给我施加压力，非得这样或那样走。我告诉他说，不想在洛杉矶舒舒服服地干公司律师的活了，我想去弄马场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