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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底特律的这家公司参加投标的人很少呢？
大多数大玩家远离这次竞标活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底特律新闻》是一件肯定赔钱的货。
他们完全低估了晚间新闻协会公司其他的资产，尤其是WDVM电视台，那是华盛顿特区头号电视台，我们后来将该电视台更名为WUSA台，光是这个电视台本身就价值4亿美元。
家族的珠宝仍然在闪光
对晚间新闻协会公司进行估价的时候，我们只给《底特律新闻》分配了7；500万美元。华尔街上的一些分析师觉得，其他所有资产的价值已经达到很高程度，《底特律新闻》几乎是“白送”。
虽然该报只是略有盈利，但是，作为抗衡奈特…里德家族的《自由新闻报》的对手来说，它占据着第一的位置。我知道奈特…里德会扔出白毛巾，希望最好能够达成联合运营协会，以挽救其损失。
晚间新闻协会公司的交易3个月后，我们宣布了与奈特…里德氏长达百年的联合运营协会，如果得到司法部的批准，就可以保障这两份报纸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
司法部的听证会裁定的建议是不批准这项协议。奈特…里德家族宣布，如果司法部不批准，他们就关闭《自由新闻报》。
到本书付梓时，该联合运营协会仍然没有最后解决。如果得到批准，我们就得到长达百年的高利润报纸合伙关系；如果被否决，那我们就会成为美国第6大市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底特律新闻》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没有人欣赏它，但现在，它已经处在为加内特公司在未来几年里挣得巨额收益的边缘上。
家族成员的贪婪迫使底特律晚间新闻协会公司出售兑现，他们可能会购买加内特公司的股票，以期再次重现家族的珠宝。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成员，可能早就把钱花得差不多了。
有话直说：软推销和硬银子能化解亲族血仇。
第七章 艺高人胆大，成败皆人心再见，CBS（1）
自大狂：对自己的成就和潜能过分的欣赏。
──理查德·斯彼尔斯
《俚语及委婉语》
回首往事，我也许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可能真有轻微的自大狂症状。
没有一些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但也许比我当时意识到的情况更糟糕。
我当时自命不凡，而且，我觉得还很有理由。
►；加内特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今日美国》成为全国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我已经承诺在65岁的时候退下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接下来的一代领导
人也已经安排就绪。
我当然想在把桂冠挂到壁炉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几粒珍珠。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超出常轨的原因。
自我意识对于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经常会使人们聚拢，或者让人们四分五裂。
在业务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识都会发生作用，公司拥有者、管理人、算计者、银行家、律师。
有节制的自我意识能够达成交易。自我意识失控就会使交易砸锅。
我的职业生涯处在模棱两可的界线内，达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锅这两种事情我都干过。
每个人都得做好吃一回大亏的准备。
──重量级冠军乔·路易斯
一、再见，CBS
纽哈斯的特立独行使得一些循规蹈矩的英国媒体大王看上去像一朵快要凋谢的百合。
──《伦敦时报》
1987年10月7日
1985年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在敌人的围攻之中，该公司老板汤姆·惠曼明显抵挡乏力。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友好的追求者获得该公司。
惠曼接任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费力的工作才刚刚5年时间，就在两条战线上遇到大麻烦：
►； 在公司外面：亚特兰大的媒体大王泰德·特纳已经向该公司发出邀约，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事务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服气。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也在想办法召集保守党人，让他们去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为丹·拉塞的老板”。
►；在公司内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员工及预算的大幅削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重要的新闻部门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么得放弃什么东西，要么得放弃什么人。这对任何一个拥有较大媒体基础，也有大笔钱可以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
现在到了我们采取措施，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机了。
我们考虑此事已经有些年头了。跟特纳不一样，我们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只会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体公司兼并案中，双方联姻最好是双方情愿。敌意收购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资产吓跑，而恰恰就是有创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实施的“救世主”战略进展极快，就连我本人也吃了一惊。8个星期内，我们看来就快要站在几小时内宣布一项共达90亿美元的兼并案的消息的边缘了，假如成功，那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兼并案。但更快的是，这笔交易流产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我的自我意识让我犯了滔天大错。惠曼的软弱又一次战胜了他自己。
第七章 艺高人胆大，成败皆人心再见，CBS（2）
帕雷更换总裁的狂热
汤姆·惠曼个子高，人长得也帅气。在纽约社交界，在高尔夫球场和舞厅里，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岩山著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大楼里，他却是一个忙乱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得知这件事情就能让你明白很多关于他和威廉·帕雷这位传奇式创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场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几个星期之后，帕雷给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尔斯伯里总部的惠曼打电话，请他去长岛汉普顿过周末，那是帕雷的隐居所。
“帕雷打电话来，我以为是邀请我周末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惠曼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他的书房坐下来，他开始认真地谈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以为他准备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董事，谁知话没出口，他就请我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帕雷在这方面并不是新手。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弗兰克·史丹顿博士作为总裁于1971年退休之后，帕雷在9年时间里换了3位总裁。
尽管帕雷有雇用总裁然后又炒掉总裁的不良纪录，尽管惠曼对媒体业务毫无知识可言，但是，听到帕雷的邀请后，惠曼还是很高兴。
“我甚至都没有请他给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诉我说，“我以为他只是在制造一个借口，好让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地方，然后在纽约找一个好工作。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场，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加内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