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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问题。尼布尔有一句名言：＇对教会而言，世界实在太强了」（The world is toostrong for me cnurch）。基督徒今天面对的不再是个人的罪恶问题（诸如个人受引诱和试探等），而是集体的罪恶，故这不能单靠个人悔改，便将问题解决。面对著全球性的不公义，各样危害人类的和平与友爱、破坏社会公义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教会需要探问福音的社会意义，就如：信仰如何改造或协助改进社会？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性的群体，如何解决整体社会问题？
1934年，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在德国开始崛起。国家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流播，愈演愈烈。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会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题目是＇今日的政教关系＇ （TheChurch and the State State Today），关注信仰的时代意义及社会实践的问题，後筹划在1937年於牛津召开第二届生活与事工的普世会议，议题为＇教会、社群与国家＇。除了召开会议外。他们还出版一些关於信仰、教义的小册子，讨论信仰的时代意义。
其後，大会决定与当时另一个国际性教会运动：＇信仰与教制＇。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合并。 1938年，这个运动再并入刚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
3。信仰与教制运动。
信仰与教制运动跟生命与事工运动取向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探问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形式。後者关注事工问题，包括信仰的时代意义、社会问题；前者则集中於教会内部事务，特别是不同宗派的教义与礼仪的调和工作。他们努力寻找宗派间的最大公因数，藉以破除教义和礼仪的藩篱，制定一套能为各更正教派共同恪守的信仰规范。这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最棘手的部分。
运动的首倡者为美国菲律宾圣公会主教布兰特（CharlesBrent，1862－1929）。他与穆德是亲密的朋友，早自1905年便彼此相识。在出席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後，他受到会议的启发，希望召开一次全球关於信仰与教制的会议；在得到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维逊（Randall Davidson）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董其事。会议原拟在1917年举行，但因欧战爆发，故被迫延迟。在1927年瑞士洛桑召开一次＇普世信仰与教制会议＇（World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讨论教会、信约、圣礼、职事及崇拜等问题，期望能挪开宗派间合一的障碍。穆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37年，信仰与教制运动於爱丁堡举行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并入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但并入後，他们仍继续工作，召开会议，并协助推动不同宗派间的对话，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对话。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主持下，信仰与教制分别在伦德（Lund，1952）和满地可（Montreal，1963）等地召开会议。1982年，他们通过出版一份名为《水礼、圣餐与圣职》（Baptism； Eucharistand Ministry，简称BEM ）的文件，制定一套为不同宗派共同信守的水礼及圣餐礼仪。不过，据知采纳这套礼仪的教会非常少，这可是一个不易成功的运动。
事实上，事工合作远较在教义及礼仪上谋求统一来得容易，因为教义与礼仪涉及教会的属灵传统，这是生死攸关的身分与角色认同等问题。要是我们无视传统的复杂因素，仅仅追求在教义和礼仪上求同存异，最可能的後果是将教义与礼仪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还原为一套纯粹的形式，并且在形式上谋求统一。宗教通常是社会中最古老的组织，其强烈的保守性是众所周知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每个宗派的传统都变成牢不可破的积淀。每个礼仪与教义亦都是互相紧扣而非孤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变谈何容易！。
譬如说，改革宗传统的讲台是置於礼堂中央的，因为他们强调崇拜最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道。他们相信崇拜的真正意义是事奉，而最重要的事奉是生活上的事奉，最美好的献祭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此，恭谨地践行上帝的话，就是最美、最合宜的崇拜。要践行上帝的话，便得首先聆听上帝的话，而主日正是宣讲上奇说话的日子，信徒在恭聆後，便在其馀日子里践行出来。将讲台放於礼堂中央，绝对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布署，而是有复杂的神学观及圣礼观在其中的。教义与礼仪的整合是极其艰巨的工作。要是我们为求速见成效，将一切形式背後复杂的神学因素予以剔除，将之看成是纯粹的礼堂布贾，然後主张讲台有三种摆放的形式：或署中或偏左或偏右，任君选择，那我们便正是把礼堂设计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了。
今日的所谓崇拜更新运动，基本上只是集中在仪式编排的讨论。参与者宣称主日崇拜应有认罪、敬拜、代求等功能及环节，然後在每个环节下援引—、两节金句，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样的讨论有圣经及神学的根据；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是崇拜神学，而只不过是综合晚会的节目编排罢了。我们将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仪单元化（视这个程序与那个程序毫无关连），一视同仁，故可以在这个星期尝试信义宗的三代经题，而下个星期则试用圣公会的唱颂方式。总之务使教会崇拜活动多元化，避免信徒感到沉闷。
普世合一运动很容易有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为了求同存异，必须将所有的传统及其背後的神学意义掏空，甚至连教义也被简约为若干口号。譬如某些基督教机构所草拟的所谓信约，多倾向回避复杂的神学论争，只列举几条简单的条文。这样的信约是非神学化的，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确定信仰的具体内容，无法厘清信（正统）与不信（异端）的分别。
4．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
在牛津举行第二次生活与事工的会议时，与会代表已同意成立一个普世教会的联合组织；及後信仰与教制运动在1937年的会议中也通过此协定。於是在1938年，他们在荷兰乌特勒次（Utrecht）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草拟宪章。同时期，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两个工作会议宣告并入临时组织中，穆德成为这个临时组织的副主席。不幸地，因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世基督教协会无法随即成立，直至大战结束後，才重新组织临时委员会。1948年，普世基督教协会终於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共有四十四个国家一百四十七间教会派出代表参加。
普世基督教协会致力推动全球教会的合一运动，强调凡宣认耶稣基督为上帝及救主的教会，便可加入成为会员。他们接纳东正教为友谊会员，也积极推动不同宗派的对话和合作。
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正式加入普世基督教协会，成为会员组织。自此，国际宣教协会、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三个在二十世纪初重要的合一运动，都汇集在普世基督教协会之内。它成了今日普世合一运动的代表组织。八十年代以後，中国基督教协会亦是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会员。
C．普世台一运动的成与败。
必须指出，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运动，一班拥有时代敏锐触觉的基督徒，包括穆德在内，努力使基督教迎向一个全球化的新纪元。他们关怀信仰在现世的有效性，实践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与此同时，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将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简化，还原至与不信几乎毫无差异的地步。这种回避传统、回避教义的态度，无可避免地将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类梦想。
无可否认，信仰可以是非常简单的，最基本的教义可以约化为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为何日後教会要把教义说得愈来愈复杂（韦斯敏斯特信条的篇幅便与使徒信经相差甚大）？原因可不是後人合著无事画蛇添足，而是他们将这个简单教义尝试在教会实践，并在社会兑现时，却面对着众说纷纭、真假混淆的情况，故不得不就其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诠释。所有的教义订定都是被迫而为的，教会往往是先有异端後有正统。若非教会受著亚流主义及亚波里拿流主义的夹击，迦克教信经便不用花这样大的篇幅来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了。教会面对著各样的异端邪说的冲击，无法不逐渐将＇基督是主＇ 这个简单的认信，建构成一套复杂的神论和基督论。
要是有人无视在历史上出现过复杂的神学争论，将一切教义历史化（偶然化），主张把信仰还原为＇基督是主＇ 时，那我们得问：这句话到底是甚麽意思？耶稣基督是上帝吗？抑或他仅是上帝显现的一个形式？＇上帝＇ 是甚麽？他是宇宙真理的一个代名词、人类历史的总和、历史的规律，抑或是有位格的创造主？这些绝不是无谓的讨论。倘若没有厘清以上的问题，即使有人声称他相信「基督是主＇ ，我们也不要胡乱跟他拥抱，因为他的信仰可能与我们的不一样，甚至可能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宗教。回避众多的神学争论，将信仰遗原为一、两个认信句子的做法，很容易便将信仰非神学化与空洞化，将基督教沦为统一教，这是合一运动最大的危机。
我们承认求同存异是寻求合一所必备的态度，过分强调双方的分殊，只会使对话或合一成为不可能。不过，合与分之间如何划线，如何在宽容中有所坚持，如何在与人结盟时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简单地作定夺的。普世基督教协会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它的容纳性过强。在信仰问题上，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只是一线之隔。多元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关系必须具备的一种态度，我们接纳社会群体成员的彼此不同，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强迫对方接纳自己的观点。可是，在信仰立场上，一元与绝对却又是必须的，朝秦暮楚不是信徒应有的态度。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