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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倒是经常能在厂里板报看到的是对一些电影的批判，谷玉森对这些感兴趣。报上刚批《早春二月》是毒草，他就说早看出里边净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说肖涧秋不是个好东西。报上一批电影《抓壮丁》是笑里藏刀的反动影片，他仍说早看出了里边的问题，说看完了让你笑，实际上是在笑声中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至于批判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批判大毒草《舞台姐妹》……他都有“早知道”的见解；他不仅组织宣传骨干批，自己还亲自动手写稿批，好在那时批判文章一翻报纸到处都是，东借两句，西借两句换个题目就是一篇，好写得很。
后来报上一批“三家村”，调子提高了不少，还点了一批市委领导的名字，谷玉森才察觉自己的判断有误，这才及时调整宣传口径，很快跟了上来。厂里的板报很快也出现了“奋起千钧棒，捣毁三家村”，“坚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类的大字标题及醒目的报头。
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宣布北京市委改组，人民日报《横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文化大革命的惟幕终于徐徐拉开了……
大字报在社会上满天飞的时候，曙光厂相对而言显得冷冷清清，除了板报上抄写的那些应景的批判文章，厂里基本上见不到有分量的大字报。直到七月初的时候，食堂的山墙上才贴出了一张标题为“文化大革命为何在这里静悄悄？”的大字报，署名为“向阳红”，是个化名。是谁贴的不清楚，从大字报贴得很歪推测，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利用晚间偷偷摸摸贴上去的。其内容是暗指厂领导压制群众，压制运动。看大字报的人不少，但响应的却没见一个。一场小雨过后，那张大字报已残败不全，孤伶伶地待在墙上任凭风吹日晒面目全非了。
好说怪话的全福一次酒后对王河说：“刚吃了几年的饱饭，又瞎折腾什么？”如今住上楼了，他挺知足的。说到那张大字报，他说：“八成是那批徒工里的谁写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瞎折腾能有什么好？厂里那么多的老右，当年哪一个不是折腾出来的麻烦！眼前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要是还折腾，那可真是傻瓜到家了！”王河听了没表示什么，只是劝他少说话。
素来各种运动都表现积极的谷玉森这次并不活跃，甚至在私下还对邹晓风表示对运动不理解，说彭真市长这么大的领导干部怎么说撤就撤了？对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他更是很气愤，主张应调查清楚是谁。支部几次组织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他连发言都懒得多说，与以往的表现大为不同。
邹晓风虽然忧心仲仲，但也不愿与人深谈，他摸不清这次运动的走向和最终的目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就与以往的运动不同，其矛头对着党内，指向高层……按“反右”时的标准够得上罪大恶极的行径，如今却是上边最支持的革命行动，政治工作者在例次运动中积累的判断经验完全失灵了，正确与错误，正义与谬误的界线已难以区分。
李宪平并没想那么多，他照旧工作，一上班就下车间，厂里新研制了一套生产胶合板的设备，目前正在纤维板车间安装调试，如进展顺利八月底即可试产胶合板。厂里每当有新产品即将面世的时候，李宪平总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是新产品分了他的心，使他对社会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一场运动竟没有过多的留意。直到两天前他去区委工业部开了一次会，才如梦初醒，觉得一切并不像他想得那样简单。
区委大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区领导章华等人都被大字报点名炮轰，他们的名字前边的新头衔是“旧北京市委的黑干将”或“旧北京市委的黑爪牙”；其揭发的内容都是大帽子和罪名大得吓人，并没什么要紧的实际东西。令李宪平吃惊的是他还看到了炮轰周彦琪的大字报，他十分尊重的这位领导被子人称为了“修正主义黑线的马前卒”，大字报上让他必须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开过会，李宪平去看望周彦琪，发现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但谈起话来，周部长依然笑声朗朗，他问了曙光厂运动的情况，李宪平照实说了。
周彦琪将信将疑地笑了笑说：“真难得呀，现在到处轰轰烈烈，你那里竟然会是‘静悄悄’？依我看啊，这种‘静悄悄’的现象不会长久，你也该有个心理准备，你那个世外桃园说不定会来场暴雨！我这里你全看到了吧？要有个心理准备才行。”
李宪平苦笑着点了点头，一连说了几个“不理解。”
周彦琪哈哈一笑说：“大丈夫就该处变不惊，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用老百姓的那句话说，听啦啦蛄叫，还不种庄稼了！这些年的成就全摆着嘛，就拿你们曙光厂来说，变化有目共睹，只要是实事求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说话，是成绩就抹不掉！”他越说越激动，似乎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贴他大字报的人。
李宪平能感觉到，对方之所以如此激动，是由于憋了一肚子的气无从发泄，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周部长还从没动过这么大的气。
激动过后，周彦琪向他问道：“如果哪一天，你们厂也有针对你的大字报，上面也全是不实之词，罪名也是大得吓人，你李宪平怎么办？”
李宪平略一沉思说：“我会据理分辩，让事实说话，因为我自信，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我问心无愧！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当仁不让！”
周彦琪摇摇头说：“我有些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脾气，弄不好会吃亏的。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但有一条规律应该是不变的，那就是运动一开始粗，最后还要细，假的变不成真的，要把心放在肚子里，要沉得住气！还是那句老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记住主席说的这两条。”
分手时，二人依依不舍，反复互助珍重，如同一方要出门远行。
回厂后，他将在区委看到的情况讲给邹晓风听，说到激动处，他压低了音量问道：“你说说看，这经济形势刚刚好转，工作也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这又搞个天翻地覆到底是为什么？这刚过了几天松心的日子！”
邹晓风苦笑笑说：“你问我啊？我问谁去？我劝你还是那句话，少说多看为好！以我看，让人看不透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那以后的十几天里，曙光厂情况依旧。在此期间，“静悄悄”的作者仍以“向阳红”的化名又贴出了一篇题为“发人深省的寂静，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与上篇相同，不同之处是措辞更激烈了一些。大字报仍然是偷偷摸摸贴出来的，同样没人捧场喝彩，这里依然是静悄悄。
最后是邹晓风沉不住气了，曙光厂的形势与社会上的动向反差太大，令他心里发毛，他连续两次召集座谈会，动员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怕厂里再“静悄悄”下去会落个压制运动的罪名。他的苦心总算有了回报，厂里陆陆续续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但内容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措辞和风细雨。最有楞有角的要算“向阳红”的第三张大字报“这里为何成了右派分子的避风港？”但依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是以戏剧性的形式闯入曙光厂的，一开始就令人膛目结舌，大吃了一惊。
１９６６年的８月２４日是社会的星期三，曙光厂的周一，清早来上班的人们一见厂门就楞住了，传达室的门前五花大绑跪着一男一女，身后站着七八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这些小将全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无论男的女的全身着一水的绿色军装，个个戴着一顶军帽，只不过帽徽的位置上别的是毛主席像章。这些带着红袖标的小将们人人手里拎着皮带或木棍，满脸透出一股子杀气。
人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被五花大绑强迫跪着示众的不是别人，是谷玉森和辛春妮。人们不是通过模样看清是谁的，因两个人早已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尤其是谷玉森，不但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剪了一个“阴阳头”，那是红卫兵小将的一个创举，比美国的绷克头怪异，发明得也早。人们之所以能认出他俩是缘于个自脖子上挂的大牌子，上面分别有“大流氓谷玉森”，“小流氓辛春妮”的字样，名字上还被红墨水打了叉。
样子最惨的是谷玉森，不知是腰被打坏了，还是跪得太久受不住了，他几乎是处于半瘫痪状态，地上湿了一片，显然是早尿了裤子；鼻涕流得老长，与血迹渗在一起，惨不忍睹。精神尚可的是辛春妮，她一直低着头，但腰板挺得很直，脸上虽然也有被打的痕迹，但头发没被剪，挂着的牌子也不同，她脖子上的牌子是一块三合板，谷玉森脖子上挂的是一个包装箱的盖子，至少有五六斤重。两个人受的待遇显然不同。
胆小的早被这阵势吓坏了，瞧一眼就躲开了。有些胆量的也大都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动静。胆子大的个别人则凑过去向那些红卫兵打听究竟，但那些小将似乎不愿多说，只说这两个人昨晚乱搞被他们抓了一个现行。
赵贵臣气不过，看不下去了，上前对一个为首的红卫兵说：“小兄弟，我跟你们几位商量一下，这两位不管犯了什么事也不至于这样，咱有话好好说别来鲁的呀！这位还是我们厂的副书记呢……”
那小将一指赵贵臣的鼻子打断他的话喝道：“你什么出身？”
“贫农，祖上三代全是贫农。我现在是工人，是工人阶级一分子！”赵贵臣一楞楞眼，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毫不显弱地说，“干嘛，不让人说话呀？”
“我现在郑告你，”那小将又一指他的鼻子历声喝斥道，“要不是你出身也是红五类，我们对你绝不客气！你们厂的副书记有什么了不起？市委书记还不是照旧被打倒了！告诉你，这个谷玉森不但道德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