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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的事-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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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倒是经常能在厂里板报看到的是对一些电影的批判,谷玉森对这些感兴趣。报上刚批《早春二月》是毒草,他就说早看出里边净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说肖涧秋不是个好东西。报上一批电影《抓壮丁》是笑里藏刀的反动影片,他仍说早看出了里边的问题,说看完了让你笑,实际上是在笑声中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至于批判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批判大毒草《舞台姐妹》……他都有“早知道”的见解;他不仅组织宣传骨干批,自己还亲自动手写稿批,好在那时批判文章一翻报纸到处都是,东借两句,西借两句换个题目就是一篇,好写得很。
  后来报上一批“三家村”,调子提高了不少,还点了一批市委领导的名字,谷玉森才察觉自己的判断有误,这才及时调整宣传口径,很快跟了上来。厂里的板报很快也出现了“奋起千钧棒,捣毁三家村”,“坚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类的大字标题及醒目的报头。
  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宣布北京市委改组,人民日报《横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文化大革命的惟幕终于徐徐拉开了……
  大字报在社会上满天飞的时候,曙光厂相对而言显得冷冷清清,除了板报上抄写的那些应景的批判文章,厂里基本上见不到有分量的大字报。直到七月初的时候,食堂的山墙上才贴出了一张标题为“文化大革命为何在这里静悄悄?”的大字报,署名为“向阳红”,是个化名。是谁贴的不清楚,从大字报贴得很歪推测,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利用晚间偷偷摸摸贴上去的。其内容是暗指厂领导压制群众,压制运动。看大字报的人不少,但响应的却没见一个。一场小雨过后,那张大字报已残败不全,孤伶伶地待在墙上任凭风吹日晒面目全非了。
  好说怪话的全福一次酒后对王河说:“刚吃了几年的饱饭,又瞎折腾什么?”如今住上楼了,他挺知足的。说到那张大字报,他说:“八成是那批徒工里的谁写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瞎折腾能有什么好?厂里那么多的老右,当年哪一个不是折腾出来的麻烦!眼前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要是还折腾,那可真是傻瓜到家了!”王河听了没表示什么,只是劝他少说话。
  素来各种运动都表现积极的谷玉森这次并不活跃,甚至在私下还对邹晓风表示对运动不理解,说彭真市长这么大的领导干部怎么说撤就撤了?对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他更是很气愤,主张应调查清楚是谁。支部几次组织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他连发言都懒得多说,与以往的表现大为不同。
  邹晓风虽然忧心仲仲,但也不愿与人深谈,他摸不清这次运动的走向和最终的目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就与以往的运动不同,其矛头对着党内,指向高层……按“反右”时的标准够得上罪大恶极的行径,如今却是上边最支持的革命行动,政治工作者在例次运动中积累的判断经验完全失灵了,正确与错误,正义与谬误的界线已难以区分。
  李宪平并没想那么多,他照旧工作,一上班就下车间,厂里新研制了一套生产胶合板的设备,目前正在纤维板车间安装调试,如进展顺利八月底即可试产胶合板。厂里每当有新产品即将面世的时候,李宪平总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是新产品分了他的心,使他对社会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一场运动竟没有过多的留意。直到两天前他去区委工业部开了一次会,才如梦初醒,觉得一切并不像他想得那样简单。
  区委大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区领导章华等人都被大字报点名炮轰,他们的名字前边的新头衔是“旧北京市委的黑干将”或“旧北京市委的黑爪牙”;其揭发的内容都是大帽子和罪名大得吓人,并没什么要紧的实际东西。令李宪平吃惊的是他还看到了炮轰周彦琪的大字报,他十分尊重的这位领导被子人称为了“修正主义黑线的马前卒”,大字报上让他必须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开过会,李宪平去看望周彦琪,发现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但谈起话来,周部长依然笑声朗朗,他问了曙光厂运动的情况,李宪平照实说了。
  周彦琪将信将疑地笑了笑说:“真难得呀,现在到处轰轰烈烈,你那里竟然会是‘静悄悄’?依我看啊,这种‘静悄悄’的现象不会长久,你也该有个心理准备,你那个世外桃园说不定会来场暴雨!我这里你全看到了吧?要有个心理准备才行。”
  李宪平苦笑着点了点头,一连说了几个“不理解。”
  周彦琪哈哈一笑说:“大丈夫就该处变不惊,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用老百姓的那句话说,听啦啦蛄叫,还不种庄稼了!这些年的成就全摆着嘛,就拿你们曙光厂来说,变化有目共睹,只要是实事求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说话,是成绩就抹不掉!”他越说越激动,似乎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贴他大字报的人。
  李宪平能感觉到,对方之所以如此激动,是由于憋了一肚子的气无从发泄,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周部长还从没动过这么大的气。
  激动过后,周彦琪向他问道:“如果哪一天,你们厂也有针对你的大字报,上面也全是不实之词,罪名也是大得吓人,你李宪平怎么办?”
  李宪平略一沉思说:“我会据理分辩,让事实说话,因为我自信,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我问心无愧!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当仁不让!”
  周彦琪摇摇头说:“我有些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脾气,弄不好会吃亏的。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但有一条规律应该是不变的,那就是运动一开始粗,最后还要细,假的变不成真的,要把心放在肚子里,要沉得住气!还是那句老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记住主席说的这两条。”
  分手时,二人依依不舍,反复互助珍重,如同一方要出门远行。
  回厂后,他将在区委看到的情况讲给邹晓风听,说到激动处,他压低了音量问道:“你说说看,这经济形势刚刚好转,工作也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这又搞个天翻地覆到底是为什么?这刚过了几天松心的日子!”
  邹晓风苦笑笑说:“你问我啊?我问谁去?我劝你还是那句话,少说多看为好!以我看,让人看不透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那以后的十几天里,曙光厂情况依旧。在此期间,“静悄悄”的作者仍以“向阳红”的化名又贴出了一篇题为“发人深省的寂静,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与上篇相同,不同之处是措辞更激烈了一些。大字报仍然是偷偷摸摸贴出来的,同样没人捧场喝彩,这里依然是静悄悄。
  最后是邹晓风沉不住气了,曙光厂的形势与社会上的动向反差太大,令他心里发毛,他连续两次召集座谈会,动员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怕厂里再“静悄悄”下去会落个压制运动的罪名。他的苦心总算有了回报,厂里陆陆续续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但内容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措辞和风细雨。最有楞有角的要算“向阳红”的第三张大字报“这里为何成了右派分子的避风港?”但依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是以戏剧性的形式闯入曙光厂的,一开始就令人膛目结舌,大吃了一惊。
  1966年的8月24日是社会的星期三,曙光厂的周一,清早来上班的人们一见厂门就楞住了,传达室的门前五花大绑跪着一男一女,身后站着七八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这些小将全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无论男的女的全身着一水的绿色军装,个个戴着一顶军帽,只不过帽徽的位置上别的是毛主席像章。这些带着红袖标的小将们人人手里拎着皮带或木棍,满脸透出一股子杀气。
  人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被五花大绑强迫跪着示众的不是别人,是谷玉森和辛春妮。人们不是通过模样看清是谁的,因两个人早已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尤其是谷玉森,不但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剪了一个“阴阳头”,那是红卫兵小将的一个创举,比美国的绷克头怪异,发明得也早。人们之所以能认出他俩是缘于个自脖子上挂的大牌子,上面分别有“大流氓谷玉森”,“小流氓辛春妮”的字样,名字上还被红墨水打了叉。
  样子最惨的是谷玉森,不知是腰被打坏了,还是跪得太久受不住了,他几乎是处于半瘫痪状态,地上湿了一片,显然是早尿了裤子;鼻涕流得老长,与血迹渗在一起,惨不忍睹。精神尚可的是辛春妮,她一直低着头,但腰板挺得很直,脸上虽然也有被打的痕迹,但头发没被剪,挂着的牌子也不同,她脖子上的牌子是一块三合板,谷玉森脖子上挂的是一个包装箱的盖子,至少有五六斤重。两个人受的待遇显然不同。
  胆小的早被这阵势吓坏了,瞧一眼就躲开了。有些胆量的也大都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动静。胆子大的个别人则凑过去向那些红卫兵打听究竟,但那些小将似乎不愿多说,只说这两个人昨晚乱搞被他们抓了一个现行。
  赵贵臣气不过,看不下去了,上前对一个为首的红卫兵说:“小兄弟,我跟你们几位商量一下,这两位不管犯了什么事也不至于这样,咱有话好好说别来鲁的呀!这位还是我们厂的副书记呢……”
  那小将一指赵贵臣的鼻子打断他的话喝道:“你什么出身?”
  “贫农,祖上三代全是贫农。我现在是工人,是工人阶级一分子!”赵贵臣一楞楞眼,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毫不显弱地说,“干嘛,不让人说话呀?”
  “我现在郑告你,”那小将又一指他的鼻子历声喝斥道,“要不是你出身也是红五类,我们对你绝不客气!你们厂的副书记有什么了不起?市委书记还不是照旧被打倒了!告诉你,这个谷玉森不但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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