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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玉森、王富达等人都掏了一份，邹晓风去区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不在厂，潘树仁替他做主算了一份，几个人一合计买了两个暖瓶送她。
陈爱兰有个心愿，想请厂里的领导给她当证婚人，因为男方部队的领导很重视，派来团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来做证婚人。她觉得到时候如厂里主要领导不出面会很没面子，如邹晓风在厂这不是什么难事，她当面请他当这个证婚人十拿九稳。想请李宪平吧，她实在没什么把握，也不清楚对方会怎么看待这种邀请。谷玉森她是不想请，她觉得谷玉森笑得太假，跟他打交道心里总不那么自在。能请得动的还有工会主席老潘，人虽不错，又是热心肠，但她觉得老潘没有领导风度，又不善当众讲话，形象也差了一些，关键是他没有当过兵的经历，与对方的领导一比似乎就矮了一头。比来比去，她还是觉得李宪平能当她的证婚人更好一些。潘树仁她当然也要请来，那毕竟是她可以信赖的人。
陈爱兰自有她的心路，她转弯抹角地将自己的想法对老潘说了，说邹书记您去请，实在请不来，这个证婚人只能由您来当了，李厂长我是请不动的，也就不碰这个钉子啦。反正到时候人家部队的领导怎么样说，您也怎么说几句就行了。
潘树仁怎么会看不出陈爱兰的心思！邹晓风在党校休息的是星期天，陈爱兰是利用星期二的厂休日结婚，邹晓风肯定来不了她不会不知道。陈爱兰明明知道他的口才不行，却偏偏要提证婚人在婚礼要讲话的事，显然是让他知难而退，她本意是想请厂长李宪平可又不明着说。老潘理解这鬼丫头的心思，便痛痛快快地说，让咱们李厂长当这个证婚人吧，都是当过兵的，与部队上的人见了面好说话。这事包在我身上，他答应也要答应，不答应也要答应。
陈爱兰听了当然高兴，立即顺水推舟说，这事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老潘找了一个机会对李宪平说了，李宪平听了百感交集，抓了半天头皮才说话，他说：“我这样的光棍汉给人家当证婚人合适吗？我听说这种角色不是讲究要找有家有业，上有老，下有小的全福人嘛！”
老潘说：“不懂就别瞎说，非要找全福人的是媒人，懂吗？人家是请你当证婚人！证婚人是什么？是那种德高望重的人，就像阁下这样的。”
李宪平打量了一下老潘，眼睛一亮说：“这么说，证婚人也是你来当最合适呀！厂工会主席，又长得慈眉善目的，干这种事不正对路嘛！到那天我可以去照一个面，向新人道个喜。你就别给我派活儿了，你来当这个证婚人！”
老潘嘴一撇说：“净说外行话。人家男方的证婚人可是个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呢，连个厂里的主要领导都算不上，往前边一站不对称。你就不同了，厂长，支部副书记，你这个资格要是还在部队，起码是副团级，往那一站就盖他一头。给小陈争了面子，也给咱曙光厂争了面子。再说了，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风度有风度，讲几句话也能讲出彩来，你就别让我这小老头儿受这个罪啦！”
李宪平仍没有点头的意思，到不是他难求架子大，他是觉得充当这种角色心里有些别扭，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因为不是给别人当证婚人，是陈爱兰。
老潘有些发火地说：“李宪平啊，李宪平，你要是不答应可不是伤我的心，是你伤小陈的心，太伤人家的心啦！你以为是我非要给你派这个活儿？”他压住火，将陈爱兰如何在他面前动心眼的事告诉了李宪平。
李宪平苦笑了笑说：“好吧，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当一回证婚人。”一听老潘道破实情，他很是感动，是被陈爱兰的一片心意所打动，突然觉得自己欠了人家很多，很多。
困难时期的婚事是很令人头痛的事，要是两年前，花上四五百元就能把婚事办得很风光，一桌酒席二三十元就能吃得相当不错，能上好酒好烟。如今就是翻上十倍的价钱也办不来，首先是没那么多的肉和油，烟和酒也难买到，粮食也是个主要问题，你不能让客人带着粮票肉票来。所以这时期办婚事不请人吃席，只请人抽支烟，吃块糖，意思一下，谁都能理解。
办婚事不办酒席，但饭总是要吃的，您不能让两边的至爱亲朋全饿着肚子走。留下吃饭的全是娘家人，自己人，吃什么好说，一般的平民百姓这种日子口有请盖饭的，这是困难时期最流行的饭食，白米饭上浇上两勺卤，用不着炒菜了。再次一点的请人吃汤面条，弄个水饱，好在谁都能理解，青菜每人只凭本供应七两，老太太们早上五点钟就要到商店门外排队，去晚的买不到。冬瓜切得块儿跟西瓜似的往外卖，能买到就算不错。总之炒不了菜，能用细粮待客已经是相当够意思了，当时的粮食定量粗粮的比例要大于细粮，而且客人交的粮票全是粗粮，不会是面票。谁家办一回婚事，办完了要吃一个月的玉米面窝头。要是哪家办婚事能请人吃一顿炸油饼，或是打卤面什么的，那就够得上新闻了。
即便如此，办婚事所要花费的费用仍很惊人。不置办酒席，但喜糖，喜烟必不可少，再少也要预备二十斤糖，十来条烟吧，这就是钱！
糖要凭购货本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水果糖定量；香烟是每个烟民每月就那么几盒，不够抽的可以到黑市上去买烟票，或是弄点叶子烟抽。那时候烟瘾大又没那么多钱的主，有抽蓖麻叶的。高级奶糖五元一斤，是平价糖的十倍，买二十斤糖就要一百元，是一个二级工两个半月的工资。在黑市上买了烟票再弄烟，一盒大前门钉十盒烟的钱，这两项的开销就比两年前高出了十倍开外。
新人休完婚假是要还礼的，至少要向周围的同事发发喜糖，一般这时候发的喜糖就不全是高级奶糖了，有些水果糖的包装纸都揭不下来，谁都清楚，那是存放时间过久的原故。为准备婚事，一个家庭往往多半年不吃糖，每个月将凭本供应的水果糖存起来，一个五口之家，半年能存上六斤水果糖，存放时间久了，水果糖就自然变成了“软糖”。
供应放开的时候，糖算什么稀罕物，谁家办喜事不可劲地让客人吃！客人带孩子的还要往孩子的兜里塞，亲戚走的时候要带上一包喜糖给家里没来的吃。困难时期这么办可不成，发不起。况且这个时候的客人嘴都“勤快得很”，高级奶糖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填，用不着主人家费好大劲地让，剥了糖纸往您嘴里送。那时候的人只要是吃东西，都很主动，自觉，不用主人太客气。抽烟也是，跟逮着贼似的，抽上了就没够。
为“保障供应”，那个时候办喜事要指派两个人负责发烟，发糖，将喜糖，喜烟放在盘子里捧在怀里在客人当中转，一块块地发，一支支地往外递，嘴正在动着的绝不再让你。主人家有专职人员这么盯着你，谁也就不好意思总玩命吃，狠着劲抽了。两个专职发糖发烟的绝对是“娘家人”，责任心没的挑。这也是以往的教训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小气，发生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婚礼还没举行，喜糖，喜烟早被抢光了，肚皮弄得人已经不太顾面子了。
这种时候能在饭店办喜事的更是凤毛麟角。供应放开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溜肉片只要三四毛钱，供应一紧张翻上了十几倍，只要是肉菜，一个至少要五元钱以上。但这种饭店供应的主食可以不收粮票，只要有钱，请多少桌都行。但平民百姓，工薪阶层哪个吃得起，请得起？
陈家兰的婚事办得不算寒酸，可以算得上相当体面。
陈家人口少，负担轻，经济条件一直不错。男方又是个现役军官，收入相对较高，因婚后还要长期分居，并没置办什么家具，将钱大部分花在了婚礼上。高级奶糖，高级香烟随便吃，随便抽，没指派专职人员发烟，发糖。除了有小孩子不顾大人的喝斥往兜里塞糖，到也没有太不顾面子的客人，这多少也与双方都有领导参加婚礼有关。陈爱兰往日素面朝天，上下班总是一身工装，只不过下班后的工装是一身干净的。做了新娘的陈爱兰浓妆艳抹，身着红色的丝绸棉袄，笔挺的西服裤，显得异常亮丽。
新郎官是位上尉，长得虽不算英俊，但高大结实，十足的军人气质。陈爱兰将他介绍给李宪平、潘树仁时，他一一向这两位新娘单位的领导敬了军礼。随后，新郎又操着地地道道的河南腔将他的领导，一位中校介绍给李宪平他们认识。
当李宪平得知年龄与他相仿的中校同他一样，也曾赴朝参战时，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二人再一聊方知还是一个军的，彼此都能说出当年各自团首长的名字，彼此都觉得很是激动。
陈老爷子见闰女的领导与姑爷的领导聊得如此投机，心里透着高兴，惦记着说什么也要留领导吃顿饭，便和帮着操办喜事的堂侄商量。他的这位堂侄是一家大饭店的厨师长，这次帮了大忙，从后门帮着弄了几瓶好酒和几个鱼罐头，两斤自家饭店制做的“人造肉”。据说这种“人造肉”做得相当地道，里边掺进了正宗的猪油，粉丝、豆腐一类的东西，味道比商店里卖的“人造肉”强得多，市场上的“人造肉”嚼在嘴里跟嚼锯末一样。
堂侄是个很有外面的人，他说应该喝点酒吃顿饭。但因来的客人过多，他主张先把两边领导留住，午饭可以耗晚一些吃，待扛不住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摆饭，否则就那么一点吃的，喝的不够客人用的。
陈老爷子说只能如此。他找了一个机会对女儿说了这个打算。陈爱兰虽然觉得这么办法挺没面子，容易事后让人议论待客不能一视同仁，但觉得确实别无良策，只能到时候耗走谁算谁，耗走几个算几个。从她的本意说，她宁可自己几天不吃饭，也愿意自己车间来的人全留下。
制材车间来参加婚礼的最多，来了十几位，全被让到院里的两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