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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的事-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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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玉森、王富达等人都掏了一份,邹晓风去区委党校学习一个月不在厂,潘树仁替他做主算了一份,几个人一合计买了两个暖瓶送她。
  陈爱兰有个心愿,想请厂里的领导给她当证婚人,因为男方部队的领导很重视,派来团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来做证婚人。她觉得到时候如厂里主要领导不出面会很没面子,如邹晓风在厂这不是什么难事,她当面请他当这个证婚人十拿九稳。想请李宪平吧,她实在没什么把握,也不清楚对方会怎么看待这种邀请。谷玉森她是不想请,她觉得谷玉森笑得太假,跟他打交道心里总不那么自在。能请得动的还有工会主席老潘,人虽不错,又是热心肠,但她觉得老潘没有领导风度,又不善当众讲话,形象也差了一些,关键是他没有当过兵的经历,与对方的领导一比似乎就矮了一头。比来比去,她还是觉得李宪平能当她的证婚人更好一些。潘树仁她当然也要请来,那毕竟是她可以信赖的人。
  陈爱兰自有她的心路,她转弯抹角地将自己的想法对老潘说了,说邹书记您去请,实在请不来,这个证婚人只能由您来当了,李厂长我是请不动的,也就不碰这个钉子啦。反正到时候人家部队的领导怎么样说,您也怎么说几句就行了。
  潘树仁怎么会看不出陈爱兰的心思!邹晓风在党校休息的是星期天,陈爱兰是利用星期二的厂休日结婚,邹晓风肯定来不了她不会不知道。陈爱兰明明知道他的口才不行,却偏偏要提证婚人在婚礼要讲话的事,显然是让他知难而退,她本意是想请厂长李宪平可又不明着说。老潘理解这鬼丫头的心思,便痛痛快快地说,让咱们李厂长当这个证婚人吧,都是当过兵的,与部队上的人见了面好说话。这事包在我身上,他答应也要答应,不答应也要答应。
  陈爱兰听了当然高兴,立即顺水推舟说,这事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老潘找了一个机会对李宪平说了,李宪平听了百感交集,抓了半天头皮才说话,他说:“我这样的光棍汉给人家当证婚人合适吗?我听说这种角色不是讲究要找有家有业,上有老,下有小的全福人嘛!”
  老潘说:“不懂就别瞎说,非要找全福人的是媒人,懂吗?人家是请你当证婚人!证婚人是什么?是那种德高望重的人,就像阁下这样的。”
  李宪平打量了一下老潘,眼睛一亮说:“这么说,证婚人也是你来当最合适呀!厂工会主席,又长得慈眉善目的,干这种事不正对路嘛!到那天我可以去照一个面,向新人道个喜。你就别给我派活儿了,你来当这个证婚人!”
  老潘嘴一撇说:“净说外行话。人家男方的证婚人可是个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呢,连个厂里的主要领导都算不上,往前边一站不对称。你就不同了,厂长,支部副书记,你这个资格要是还在部队,起码是副团级,往那一站就盖他一头。给小陈争了面子,也给咱曙光厂争了面子。再说了,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风度有风度,讲几句话也能讲出彩来,你就别让我这小老头儿受这个罪啦!”
  李宪平仍没有点头的意思,到不是他难求架子大,他是觉得充当这种角色心里有些别扭,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因为不是给别人当证婚人,是陈爱兰。
  老潘有些发火地说:“李宪平啊,李宪平,你要是不答应可不是伤我的心,是你伤小陈的心,太伤人家的心啦!你以为是我非要给你派这个活儿?”他压住火,将陈爱兰如何在他面前动心眼的事告诉了李宪平。
  李宪平苦笑了笑说:“好吧,那就赶着鸭子上架,当一回证婚人。”一听老潘道破实情,他很是感动,是被陈爱兰的一片心意所打动,突然觉得自己欠了人家很多,很多。
  困难时期的婚事是很令人头痛的事,要是两年前,花上四五百元就能把婚事办得很风光,一桌酒席二三十元就能吃得相当不错,能上好酒好烟。如今就是翻上十倍的价钱也办不来,首先是没那么多的肉和油,烟和酒也难买到,粮食也是个主要问题,你不能让客人带着粮票肉票来。所以这时期办婚事不请人吃席,只请人抽支烟,吃块糖,意思一下,谁都能理解。
  办婚事不办酒席,但饭总是要吃的,您不能让两边的至爱亲朋全饿着肚子走。留下吃饭的全是娘家人,自己人,吃什么好说,一般的平民百姓这种日子口有请盖饭的,这是困难时期最流行的饭食,白米饭上浇上两勺卤,用不着炒菜了。再次一点的请人吃汤面条,弄个水饱,好在谁都能理解,青菜每人只凭本供应七两,老太太们早上五点钟就要到商店门外排队,去晚的买不到。冬瓜切得块儿跟西瓜似的往外卖,能买到就算不错。总之炒不了菜,能用细粮待客已经是相当够意思了,当时的粮食定量粗粮的比例要大于细粮,而且客人交的粮票全是粗粮,不会是面票。谁家办一回婚事,办完了要吃一个月的玉米面窝头。要是哪家办婚事能请人吃一顿炸油饼,或是打卤面什么的,那就够得上新闻了。
  即便如此,办婚事所要花费的费用仍很惊人。不置办酒席,但喜糖,喜烟必不可少,再少也要预备二十斤糖,十来条烟吧,这就是钱!
  糖要凭购货本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水果糖定量;香烟是每个烟民每月就那么几盒,不够抽的可以到黑市上去买烟票,或是弄点叶子烟抽。那时候烟瘾大又没那么多钱的主,有抽蓖麻叶的。高级奶糖五元一斤,是平价糖的十倍,买二十斤糖就要一百元,是一个二级工两个半月的工资。在黑市上买了烟票再弄烟,一盒大前门钉十盒烟的钱,这两项的开销就比两年前高出了十倍开外。
  新人休完婚假是要还礼的,至少要向周围的同事发发喜糖,一般这时候发的喜糖就不全是高级奶糖了,有些水果糖的包装纸都揭不下来,谁都清楚,那是存放时间过久的原故。为准备婚事,一个家庭往往多半年不吃糖,每个月将凭本供应的水果糖存起来,一个五口之家,半年能存上六斤水果糖,存放时间久了,水果糖就自然变成了“软糖”。
  供应放开的时候,糖算什么稀罕物,谁家办喜事不可劲地让客人吃!客人带孩子的还要往孩子的兜里塞,亲戚走的时候要带上一包喜糖给家里没来的吃。困难时期这么办可不成,发不起。况且这个时候的客人嘴都“勤快得很”,高级奶糖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填,用不着主人家费好大劲地让,剥了糖纸往您嘴里送。那时候的人只要是吃东西,都很主动,自觉,不用主人太客气。抽烟也是,跟逮着贼似的,抽上了就没够。
  为“保障供应”,那个时候办喜事要指派两个人负责发烟,发糖,将喜糖,喜烟放在盘子里捧在怀里在客人当中转,一块块地发,一支支地往外递,嘴正在动着的绝不再让你。主人家有专职人员这么盯着你,谁也就不好意思总玩命吃,狠着劲抽了。两个专职发糖发烟的绝对是“娘家人”,责任心没的挑。这也是以往的教训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小气,发生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婚礼还没举行,喜糖,喜烟早被抢光了,肚皮弄得人已经不太顾面子了。
  这种时候能在饭店办喜事的更是凤毛麟角。供应放开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溜肉片只要三四毛钱,供应一紧张翻上了十几倍,只要是肉菜,一个至少要五元钱以上。但这种饭店供应的主食可以不收粮票,只要有钱,请多少桌都行。但平民百姓,工薪阶层哪个吃得起,请得起?
  陈家兰的婚事办得不算寒酸,可以算得上相当体面。
  陈家人口少,负担轻,经济条件一直不错。男方又是个现役军官,收入相对较高,因婚后还要长期分居,并没置办什么家具,将钱大部分花在了婚礼上。高级奶糖,高级香烟随便吃,随便抽,没指派专职人员发烟,发糖。除了有小孩子不顾大人的喝斥往兜里塞糖,到也没有太不顾面子的客人,这多少也与双方都有领导参加婚礼有关。陈爱兰往日素面朝天,上下班总是一身工装,只不过下班后的工装是一身干净的。做了新娘的陈爱兰浓妆艳抹,身着红色的丝绸棉袄,笔挺的西服裤,显得异常亮丽。
  新郎官是位上尉,长得虽不算英俊,但高大结实,十足的军人气质。陈爱兰将他介绍给李宪平、潘树仁时,他一一向这两位新娘单位的领导敬了军礼。随后,新郎又操着地地道道的河南腔将他的领导,一位中校介绍给李宪平他们认识。
  当李宪平得知年龄与他相仿的中校同他一样,也曾赴朝参战时,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二人再一聊方知还是一个军的,彼此都能说出当年各自团首长的名字,彼此都觉得很是激动。
  陈老爷子见闰女的领导与姑爷的领导聊得如此投机,心里透着高兴,惦记着说什么也要留领导吃顿饭,便和帮着操办喜事的堂侄商量。他的这位堂侄是一家大饭店的厨师长,这次帮了大忙,从后门帮着弄了几瓶好酒和几个鱼罐头,两斤自家饭店制做的“人造肉”。据说这种“人造肉”做得相当地道,里边掺进了正宗的猪油,粉丝、豆腐一类的东西,味道比商店里卖的“人造肉”强得多,市场上的“人造肉”嚼在嘴里跟嚼锯末一样。
  堂侄是个很有外面的人,他说应该喝点酒吃顿饭。但因来的客人过多,他主张先把两边领导留住,午饭可以耗晚一些吃,待扛不住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摆饭,否则就那么一点吃的,喝的不够客人用的。
  陈老爷子说只能如此。他找了一个机会对女儿说了这个打算。陈爱兰虽然觉得这么办法挺没面子,容易事后让人议论待客不能一视同仁,但觉得确实别无良策,只能到时候耗走谁算谁,耗走几个算几个。从她的本意说,她宁可自己几天不吃饭,也愿意自己车间来的人全留下。
  制材车间来参加婚礼的最多,来了十几位,全被让到院里的两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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