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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党员？”
“在大学里入的党。”
“还不知你怎么称呼呢？”
“范建国。惭愧得很，与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本家。”范建国苦笑着自嘲道，“当初起这个名子也有学先人的意思。”
“你这个名字好熟啊！”石国栋拍了拍脑门突然叫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前些年报上介绍过的那个孤儿院里出来的大学生吧？对了，是你！”
范建国含笑点了点头。他找了个干净些的地方坐下来。手里仍不住摇晃着那绑着破布条的竹杆。许是突然被人提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令他的心中如同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腿肚子也一阵发软。他真想大哭一场，眼泪已含在了眼圈里，但他还是强忍住了。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触到了别人的痛处，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便学着范建国的样子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相反的方向坐下来，有气无力地晃动着手里的布招子。其实，他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沉重。
“一九四四年你多大？”石国栋的头微微扭过来问道。
“还不满十岁。”
“就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北平的地下党。”石国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说，“我说这个丝毫没有向你摆老资格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全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是一心要跟党走的。但做父母的也有打错自己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问心无愧，总会盼到那一天的。”石国栋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描述他说的那一天准确的含义，但他始终坚信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尽管他怀疑对方说的不全是真心话，但听了石国栋的劝慰和自述，范建国的心情还是豁然开朗了许多，并开始对石国栋怀着几许敬意，盼望着今后他能和自己分在一起，他最怕的是孤独。他指着站在远处的“眼镜”问道：“你们俩全分到制材车间了？他那种身子骨在这干可够呛！”
石国栋告诉他，小个子叫何小波，是钢院大三的学生。至于是不是明确分在了这个车间，他也不太清楚。
何小波显然不爱说话，更没有主动接近谁的意思。他始终远远地一个人站在那里，双手握住竹杆在胸前不紧不慢地晃动，身子也随之有节奏的摆动着，就像个机器人。从登上了屋顶也没听到他吆喝过一声，如同个哑巴。宽大的工作服从他的背后看就像披着一个深蓝色的面口袋。
云层很厚，大半是那种乌黑的云，将苍穹勾画得象一张欲哭无泪的鬼脸，望着那些无助的小生灵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乱飞乱窜。
先是那些学飞不久的幼鸟从空中不断地落下来，每一只累死的麻雀掉下来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人们的吆喝也由此变得更加起劲，将手中的布招子晃动得频率又加快了一些，锣鼓之声也更加震耳欲聋。
广播喇叭里在播放第二号战报，全厂歼灭的麻雀已突破四百只。并为此算了一笔经济账，说按一只麻雀每月要吃二两谷物计算，消灭四百只麻雀一年至少可以使国家少损失一千多斤粮食。广播员最后以激动人心的语调发问道：“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全国六亿人民齐心协力围歼，节省下的粮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辉煌的数字！”许是由于激动，广播员的声音已有些嘶哑。
“这又是一本糊涂账！”范建国忿忿地说。他头一次对那熟悉的女中音产生了反感，“怎么不算算四百只麻雀一年能吃多少害虫，那些虫子又能祸害多少粮食啊！”他说完扭过头望望石国栋，许是希望引起共呜。大概因为面对的是同类，一激动使他的胆子又变大了许多。
石国栋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双手机械地晃动着布招。他脸上看似毫无表情，实则是将引发的共鸣强压了下去，是将不吐不快的那些议论没出口就嚼碎了生咽了回去，新到了一个地方他更要谨慎一些。
有关麻雀的话题如让他说，会比范建国说得更有根有据。他的姐姐是搞生物的，一年前他就从姐姐拿回的学报上看到有关麻雀的各种争议，并知道一位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郑作新院士和他的学生们曾大胆为麻雀辩护。郑院士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河北的农村地区，采集了八百多只麻雀的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结论是麻雀不是害鸟，不能捕灭。后来这篇论文还发表在权威性的报纸上，但这声音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后一种声音发自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还会有错吗？这是石国栋经常暗自发问的一个问题。包括他自己由一个始终忠于党的儿子突然变成异类，尽管他对自己是属于挨错了打的孩子坚信不疑，但对自己是否还会有个明朗的未来却常常将信将疑。其实他并不想用那种自己都将信将疑的话来安慰与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但他除此之外又实难找出更合适的话来。
此时他对范建国的话装耷作哑，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太好冲动，如对他发表与之相同的看法，等于是往他的枪里装药，什么时候捅出去又是个麻烦。况且大势已定，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麻雀的命运，又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范建国见对方对他的话不理不睬，料定是戒心很重，便不再说什么。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比麻雀强不了多少，不由对自己空发的那番议论又觉得可笑得很。麻雀虽遭灭顶之灾，但还有一双翅膀，尚有一丝逃生的机会。即便被捉，死的倒也干脆。而自己呢，从被圈入那特定的指标那天起，自己便不再是自己，一切身不由已，仿佛被困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
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让他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说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罪名和帽子都大得吓人，似乎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拼命地抗争，为自己的那幅漫画辩解，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连自己也记不清的话辩解，但一切徒劳，所有辩解却成为他态度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说自己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会反党？自己在外国教会的孤儿院虽然能上学，但晚上要当童工，要干到很晚，却拿不到工钱。是解放了才使他能读完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报恩还报不过来怎么会反党！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这番话反使人家找到了他反党的依据，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还能培养出好苗子来？斗争会反而更激烈了。这也使他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他为自己争辩得也更加激烈了。
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位将自家的鸡窝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盖得像一座微型宫殿的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是谈谈心。领导的态度和蔼可亲，说谁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说你还年轻，将来所里的发展靠谁？当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大家几个晚上不休息帮你挖根源是为谁？还不是为了使你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说深挖一挖嘛，早认识了早一些取得群众的谅解又有什么不好？你还是党的人嘛！
领导的态度使他流了泪，觉得对不起人的该是他自己。人家革命了十几年，盖了一座鸡窝又能算什么？又能占公家多大的便宜！自己真的是小题大做了。再一想到是自己使那么多的人要陪着他挑灯夜战，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神，更是过意不去了。为了使自己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早日取得群众的谅解，不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力劳神，他决定深挖。哪怕是违心的，也不能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劳神了。
第一次深挖思想根源的检查交上去，他受到了表扬，说有一点进步，但挖得还不够深刻。说受帝国主义反动教会的影响一定要从思想深处挖。
为了过关，第二份深挖的检查他违心地写上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将自己过去憎恶的，囚徒一般的教会学校的生活描述成令他留恋的天堂，又硬是从靠政府助学金走过的高中，大学的幸福历程找出了几处不满的地方，为自己攻击领导找出了最有力的注解，也深挖出了埋在自己思想深处的阶级根源。他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自圆其说，才能令人相信。
那位领导对他的这份检查终于满意地笑了，说认识了就好嘛。领导的话说得很轻松，他只是觉得领导脸上的笑有些怪异，令他头皮有些发麻。
尽管如此，那天他从领导那里回来，还是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确实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没了令他生畏的批斗会，再没人逼他写检查，当然也没什么人理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等待着什么，等待着领导许诺的“群众的谅解。”只有他的女友得知后，埋怨他不该违心地乱说一气。
他忘不了那个阴雨的下午，所里在礼堂召开大会。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主席台上方挂着的那幅醒目的会标，“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反党罪行大会。”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一进门就被人指定坐到了最前排，两位反右斗争的骨干分子一边一个分坐在了他的左右。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那天领导的笑脸，那带着怪异微笑的笑脸。他知道后悔已经晚了，只能听天由命。
这不祥之兆几分钟后就得到验证，领导公布的被定右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三位，位居一大串右派分子的前列。那天到底有多少人被定右他至今不清楚，他只记得自己名列第三位，他从听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刹那间就蒙了，如当头挨了一闷棍，眼前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被人推上台的，也听不清上台发言的人都声讨了些什么。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直到他听到那位所领导在总结发言中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真的完了。
“范建国是何许人呀？绝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的那样，是个什么苦水里长大，是解放才使之获得新生的青年！只要看一看他亲笔写下的检查就清楚了，他是靠帝国主义的乳汁喂养起来的黑苗子，对帝国主义是感恩不尽的！是从骨子里就反党，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