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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猜测最多的人是石国栋，道理很简单，他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头，肯定深受厂领导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这次新产品顺利投产他又表现突出，少了谁也少了他。谁都说他最有希望，石国栋当然自己也这么想，甚至他还联想到，摘掉了帽子，会不会也恢复他的党藉？但想归想，心还是悬着的，谁知厂里的领导究竟会怎么看他？别人猜他，他却不猜别人，一个也不猜，不知为什么，他隐隐感到这次被摘帽的比例不会很大，也许只是象征性的。
至于对这次可能有多少人被摘帽？表现最乐观的是霍希古，他说不会少于三分之一。更多的人倾向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将被摘帽。也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参加猜测，达进士是其中的一个。谁要是猜到他的头上，他只会傻乐，顶多说声，“谢谢”或“借您的吉言”的客气话。这里的人属他岁数最大，也属他想得最开，他觉得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的事，胡思乱想没有用。
范建国的心里跟长了草似的，这多少自然也与面临的有关摘帽精神有关，但真正令他心神不宁的是史丽云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史丽云已几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邀请。国庆休息三天，她同样拒绝同他出去。她的理由总是那么牵强，让他琢磨不透。连这次右派摘帽的好事，也成了节日不出来的理由，她说，这种日子口还是少出来的好。至于为什么少出来好，她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在这之前，史丽云可不是这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陪他待上一天，分手时依依不舍。颐和园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陪她几乎画遍了那里的景点。
范建国断定有变，否则史丽云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态度生变，他说不清，因为事先一点先兆也没有，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迹象表明史丽云又有了新的追求者，最大的可能是她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同类大都处于兴奋与不安之中，想的是自己能否优先摘帽。他却整天神不守舍，丢了魂儿似的，别人跟他说话要上前拍他的肩，否则说什么他也没听见。那天王河来机修车间借机油，本想找他说说话，见他正忙便冲他挥了挥手，又用手指了指头顶，咧嘴笑笑走了。王河的意思在场的人全明白了，唯独范建国望着他的背影发了半天呆，还自言自语嘟嚷了一句，“什么意思？”直到霍希古将意思点破，“人家是说你快摘帽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建国的变化没引进谁的注意，他周围的人没几个顾得上留意别人。
为吃好国庆节前的这顿会餐，机修车间做了精心的准备，统管这次会餐的是杜新生和霍希古，老孙说怎么吃全凭你们俩调度。二人一商量，全车间每人凑了五毛钱，又买了三瓶白酒和下酒的菜，杜新生还由家带来了不少煮好的毛豆。当天上午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打扫卫生，将三个工作台案收拾干净准备当饭桌用。全部餐票都聚在了一起，分成了六份，食堂公布的六种甲菜全要，但数量各不相同。分配六个人负责排队买甲菜，两个人负责买主食，八个人一人手里一个脸盆。脸盆是住厂的人提供的，早早就洗干净了。酒杯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虽然什么样的都有，但总比端着饭碗喝酒强。
由于两位调度指挥有方，在食堂里还排着长队的时候，孙长喜这边的人已端起了酒杯。茅台酒浓浓的醇香增添了人们的雅兴，不少人是第一次喝茅台，端起杯子舍不得喝，放在鼻子下面眯起眼睛闻了又闻。两瓶茅台酒正好每人分上一杯。有人主张先喝别的酒，后喝茅台。几个会喝酒的不同意，说先喝好的才能喝出味儿来，放在最后喝茅台酒就成一毛一了。“一毛一”是当时的一种散白酒，是最次的粮食酒。
王玉蓉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想将自己的那杯茅台让给石国栋，不料被杜新生发现了，一把拦住说，不行，不行，不会喝慢慢喝，这是孙师傅的心意，谁都要喝了。一旁的小陶也劝王玉蓉把酒喝了。陶艳芬天生有酒量，有些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没喝酒的只有金玲，她凭票打回的清真菜自己吃，为了与大家凑热闹就以茶代酒。杜新生跟金玲碰杯时逗她说，我替王河兄弟敬你一杯，祝你们的斗争最终大获全胜，让大伙早些喝上你们的喜酒！结果弄得金玲一个大红脸不知说什么是好，不想提的烦心事偏偏被人当众提了起出来，人家又是好心。
善解人意的小陶赶紧上前与杜新生碰杯，说要敬大师哥一杯，才把话叉开了。
石国栋带头起身敬了老孙一杯酒，颇善辞令的石国栋祝酒的话说得极其简单，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声“一切尽在此杯中，谢谢啦！”便一饮而尽。宋辉，霍希古，范建国等人也随之效仿，纷纷起身敬酒，话都不多，但表情都十分凝重。于不幸之中，他们又庆幸自己能遇到了这样的好领导，好长辈。
孙长喜也回敬了大家一杯，他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又语带双关地说：“我衷心祝你们大家都榜上有名！”说完把酒干了，说得大家会心地大笑。气氛变得热烈起来，会喝几杯的相互开始敬酒，有的与人较起了劲。
霍希古喝得兴起，掏出口琴吹了一曲“一条大河”，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不甘落后的杜新生取出自己的笛子吹了一曲民间小调，也赢得了一片掌声。
谁也没料到，范建国会喝醉了。从一声不吭闷头喝酒，到主动找别人碰杯，很快就露出了醉意，开始说起了醉话。他时而冲人傻笑，时而又会拍拍人家的肩说：“摘掉头上的帽子有什么好处？到了冬天人会冷的……”人们想笑也不敢笑。老孙叫人给他沏了一杯酽茶让他醒酒。
人们以为他没事的时候，范建国却一把抓住了电工小陶的胳膊，用很伤心的语调说：“你怎么跟我变心了？你就是摘不了帽子我也不会在意的……”
吓得小陶动也不敢动，笑也不敢笑。
在场的只有石国栋和王玉蓉等少数人能听懂范建国说的什么意思。石国栋怕他说出更令人难堪的话来，忙叫过宋辉，两人齐心协力将范建国架回了宿舍，将他一放上床他便鼾声大作。
第 四 章 1960年至1962年 在极端困难的日子
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跃进后的肚皮成了大问题
１９６０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绝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份，留在记忆中最让人难忘的感受是饥饿。头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初露端倪的粮食紧张，副食品奇缺的现象，一度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得到缓解，至少是在北京等大都市感觉到了，人们原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挺一挺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刚刚拉开的序幕。
人们的粮食定量普遍下降，副食品供应全部实行配给，居民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了各种各样的票证。除了粮票和油票，布票，还有糕点票、饼干票、肉票、烟票……购买茶叶、毛线、人造棉等商品则需要凭工业卷供应。至于芝麻酱，粉丝、淀粉、鸡蛋、豆腐……则凭购货本供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购货本，凭家庭人口购买配给的定量，集体户口的则凭个人购货本买其中的一些东西。丢什么也别丢票证或购货本，不少当家的老太太全将这些命根子藏在最保险的地方，有的干脆缝在自己的腰带上。
每月的２４日成了一个好日子，因为熬到这一天可以去买下个月的粮食，每到２３日的凌晨，各粮店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冬季受不了那份冻，全家人倒换班排队。到天亮粮店开门的时候，队伍中少说有二三百口子人。人虽多，但秩序不乱，为排队吵架的不多，来早的人发号，一人手里一个号，一般乱不了。当时人们肚里的食不多，热量不足，火气不壮，这大概也是人们很少吵架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杆称，每天吃多少米或面要称好，一两不能多，半两不能少。要准确到这种程度，到２４日这一天还够吃两顿的才行。那年头的孩子们都勤快，尤其是喜欢吃完饭涮锅洗碗，以便借机将锅里勺里的米粒扫荡个干干净净。大多数的家庭吃饭要分出份来，要按自己的定量吃。菜里的油少，更难得见到肉，开始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一个五口之家只有一斤肉，就是全集中到晚饭时吃，一顿也只能平均到几钱肉。所以也有的家庭干脆每月改善一次伙食，用全家的肉票饨一回肉一顿吃掉，其余的日子索性素着，反正那点肉匀着吃还不够塞牙缝的。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级食品，一斤高级糖要五元钱，是凭票供应的十倍售价。还有高级糕点，价钱也是凭票供应的十倍，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有五六十元钱，少的只有三十多元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也有豁出去的，发完工资不管别的先来半斤高级糕点解解馋再说。当然，这么干的大都是那些没成家的单身汉。
那一年的七月，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跟中国打开了嘴仗的苏联人也开始添乱，全部召回了援华的专家，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已签订的专家合同，和全部援华项目合同。“老大哥”不太仗义的举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开始顶起了一个大包，大小与车顶差不多的一个汽包，由烧油改为烧气。那时候的汽车和电车都开得很慢，绝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人们也都面带菜色，精神萎蘼，走路也很慢，都懒得与人说话，想尽可能地保持体内的热量，绝不轻易浪费。那时小学每天只上三节课，当时校园里说的最多的四句话是：养精蓄锐，节约粮食，为国分忧，为家长解愁。老师常叮嘱学生的话也是，回家就休息，睡不着就看书，千万别乱跑。
小道消息说，农村开始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灾情最严重的不少省份是当年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