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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轰麻雀触景生情，忆往事不堪回首
制材车间的一号锯与二号锯正在打镭台，一上了班，除了换锯条的空闲能抽几口烟，喝点儿水，锯手与搬运工都如同上满弦的发条，连喘口气放个屁的功夫都没有。所以人们格外珍惜中午的休息时间，草草吃过饭就聚在一起下棋侃大山，休息室里热闹得很。
王河没精打彩靠在角落里眯着眼想着心事，往日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金玲她妈又来厂里闹的事他很快知道了，这事闹得他心烦。在家里，弟兄五个他是老大，父母早就惦记抱孙子呢，不想他这打上了持久战。
路富友凑了过来，紧挨着他坐下说，你要听我的，孩子都能下地满世界跑了！搞对象哪有一耗两三年的？说完又坏笑着小声说，现在听我的也不晚，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我就不信她妈能把你吃了。
全福不知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接着他的话茬说，这事要办就抓紧，别到时候真吹了，鸡飞蛋打！俩人都不小了，都急。
路富友冲着他压低了声量骂道，你小子说话是他妈的丧，你以为人家小金像你们家的那位一样，是个公儿一摇尾巴就跟人家跑！你小子要真想帮忙，把你们家的房滕出了半天比什么都强！
全福说，借房那不成问题。就是我们那个院太杂，十六家，光孩子就好几十，要是大礼拜天进去一男一女关上门挂上窗帘不出来，非排队爬窗跟儿看电影不可。说着他用手点着路富友的鼻尖说，要是你小子能不论秧子，看电影的再多也照旧能把事办了，王河这样的薄脸皮恐怕不行，他道儿不熟啊！除非哪天你们两口子教他一次……
路富友听了骂了他几句脏话。
王河被他俩说得哭笑不得，一看快响上班铃了，起身奔了车间做准备工作去了。在这个厂里，他是班长里边最年轻的一个。他年纪虽不大，工龄却不短，解放前由于家里穷，他小学毕业后便开始干小工挣钱，为煤厂推过煤，在火车站当过壮工，四年前他进了曙光厂才成为正式工。他格外看重自己的这份工作，处处干在前面，当上班长后更是努力工作了。当初金玲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每次去锉锯房换锯条的都是他，锯条上有了什么毛病总是交待得一清二楚。年纪不大，责任心却极强，她觉得嫁给这样的小伙子可以放心。
锯圆木的锯台如同小火车的站台，宽十米，长二十多米的大棚下面铺有轨道，搬运工将圆木推上跑车卡牢，车上的摇尺工将尺寸对好，机手握紧操纵杆将圆木送进飞旋的锯口。行进速度要根据圆木的木质软硬而定，或急、或慢。但回车的速度肯定是带着风急退回锔口处。坐在跑车上的摇尺工都愿意享受倒车的一瞬间，尤其是在夏季。锯圆木用的带子锯是用几十米长的锯条焊成的一个大圈，用上个把钟头就要到锉锯房换上新锉过的锯条。
范建国来了之后，换锯条的活就落在他的头上。而锯台上的其他人则抓紧这个空闲扎到休息室去抽几口烟、喝口茶、聊上一阵大天。
头批被曙光木材厂接收的这十二个右派，被分到大锯台的只有范建国一人。这是由于他那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在一帮文弱书生当中格外扎眼，使前去挑人的班长王河一眼相中了他，点名“要那个大个儿”。就这么，在班里“大个儿”成了他的官名叫开了。时间一长，范建国渐渐喜欢上了自己的新名，至少他感到这里的工人并没有歧视他的意思。不像在研究所，周围的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
头一天下来，王河拍着他的肩说，大个儿干得不错，只要肯卖力气就行。以后留点儿心，学会使巧劲，别净傻跟那些圆木较劲。见他没吭声又说，别整天愁眉苦脸的，犯了错误改了就行。谁不犯个错儿！
当王河得知他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三十六斤时说，这怎么行？明儿我就去找头儿们反映，给你长粮食，每月六十斤的定量不能少了。这么重的活儿三十六斤哪儿够塞牙缝的。王河说过没多久，他真的长到了六十斤的定量。
在范建国的眼里，这位班长是那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虽然年龄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却显得比自己老成得多。王河上学虽不多，但一肚子的故事，什么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朱元璋乱杀功臣，又什么乾隆爷几下江南……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班里常有人爱说些上不了台面的荤段子，但自从范建国来了之后，再有人讲荤的，他就会说，人家大个儿可是文化人，别让人家笑话。就是有人非要讲，也含蓄了许多。
换锯条要用头顶着那大锯走上一段路，时间一长，王河就冲人扯着嗓门嚷，别让人家大个儿一人包了！也换个喘气的。哪儿写着归人家一人包啦？
但一有人抢着要干，范建国就会说：“还是让我来吧，我又不会抽烟。”容不得你不让给他。在大学他就是篮球场上的主力，别人眼里的重活，他干着并不感到吃力。
其实，他自愿包下换锯条的活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锉锯房那里有报纸可看。因锉锯工陈爱兰兼着厂里的广播员，她那里订了四五种报纸。他留意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有关对右派分子处理的一些报道。对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他也非常感兴趣，留意又上映了什么新电影，苏联的什么艺术团体又来华演出的新闻。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不讨厌他。
董师傅是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老工人，什么时候见他进门都会热情地招呼他歇会儿。陈爱兰则会抓紧时间向他请教一些难懂的问题，什么苏联卫星怎么才能不落下来，苏联会不会帮助中国发射卫星……有时还要请他对一些广播稿提提意见，对他总是张口闭口的“大学生”，那态度就如同是称呼师长。
起初，陈爱兰对范建国可不是这个态度。她对这个整天拉着脸的大个子没有一点好感。他来换锯条总要抄报纸看上几眼，而且从不征求主人的同意。陈爱兰有意将她写的东西压在报纸上，可他仍不管不顾。一次竟指点着一篇广播稿说，“这上面有两个字写错了。”陈爱兰听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也没有理会。仍埋头看他的报纸。一次他来换锯条时，正赶上锉锯机不转了，董师傅又不在，急得陈爱兰找不出毛病。范建国不言不语走上前，抄起扳子紧了紧马达的皮带说，“开吧，没事了。”陈爱兰一按电钮，机器果然又转起来。她第一次对这个大个子右派有了笑脸。后来，她得知正是范建国的一个建议使制材的质量和速度都提高了不少才彻底转变了对他的态度。
右派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始终搞不太清楚。只知道这类人大部分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里面很少谈论这种话题。她的那点有关右派方面的知识全是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这类的广播稿她没写过，需要广播时也是念报纸上文章。但厂里“土生土长”的右派是什么模样她是清楚的，财务股的“大近视”谁不清楚！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对她这样的小青年也张口您闭口您的，反右中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说他攻击过社会主义，他那样的人会有攻击社会主义的胆量？这种问题她想不明白，也不愿费这个脑筋。可是自从来了范建国，右派就逐渐成了她心中的谜。
范建国顶着锯条猫腰进门时，陈爱兰刚刚写完一篇声讨麻雀的广播稿。一想到自己不慎将范建国有关麻雀的议论捅给了厂领导，陈爱兰心里充满了内疚
之情。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范建国和以往一样，放下锯条便抄起了报纸。与以前所不同的是，他现在能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坐下专心看他的报纸。他只有一支烟的工夫。
“上面有什么新闻能这么吸引你？”陈爱兰主动和他搭话。董师傅去医务室了，屋里只有她和范建国。
“我是随便看看。”范建国没有抬头。
“我、我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的，是我无意说走了嘴……”陈爱兰鼓起勇气将头天中午的事说了出来。她觉得还是告诉他好些，否则领导找他谈话他没有一点底。她思量再三，觉得还是说出来心里轻松。
范建国抬头望着她，那是一张充满歉意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似含着泪水，像一个做错事的学生在等待师长的惩罚。他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没什么。不会因为这几句话怎么样的。再说我只是随便说说的，确实不见的对。”
“真的对不起你。”陈爱兰喃喃地说。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范建国笑呵呵地顶上新锉好的锯条出了门。
尽管范建国知道他那些为麻雀喊冤的话还不至于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也知道难免不被人小题大作批上一通的。与他接触过几次的厂长李宪平虽然是个有些水平的领导，但其他领导就难说了。总之挨批的准备是要有的。他后悔不该乱发那番议论，怪自己好为人师。但说不清为什么，内心之中又有几许满足，陈爱兰那满含歉意的眼神挥之不去，里边似乎有他难以看清的东西。使他能看清的是她的单纯和善良。
自从他被打入另册，和他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便与之分了手。从此，他开始变得有些鄙视异性，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但在陈爱兰的身上，他却看到了女人更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善良。虽然她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远远比不上他女友的学识和风度，但她的心清澈见底。陈爱兰算不上很漂亮，但却能令人信赖，待人真诚。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使他懂得了真诚的价值，善良的宝贵。
范建国一人上好了锯条，锯台上仍空无一人。他正站在那里发呆，被人喊进了休息室。
小屋内烟雾腾腾，人们七嘴八舌正在议论后天的大行动。刚刚开会回来的班长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