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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15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
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
十五岁出第一本畅销书
《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
我怎样当上编辑
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摘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后记
蒋泥
金庸先生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的，虽说他还是著名报人与政论家。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发展成为涵盖了报纸、周刊、月刊、出版社等众多媒体在内的庞大产业，我曾经认为香港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创业的良好基地，只要是能人，想做事，还很难有不成功的。它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视与限制，此前已制订出完备的竞赛规则，它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大学读书时代，我就很羡慕先生的在这一点上的得天独厚，并为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而备觉庆幸。
金庸先生的小说陆续都拍成了电视剧，有港台版，有大陆、港台混合版，有纯粹的大陆版，我是什么版本的都看过，但纯粹的大陆版是揪着心在看，生理上不时会有倒胃现象发生，最爱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制作与表演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陆不在一个级别档次上的。于是我常常叹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东西卖给人糟蹋，连眼皮都不眨。后来又想通了，本质上毕竟他还是位精明的商人，想靠这些人打开大陆市场，一旦站住了，大概将来还会不断有人出来倒腾，慢慢不就可观了么？
从不怎么如意，到自然成熟，是要有摸索过程的。
诚然，金庸小说本身有结构、情节、人物性格诸方面的可挑剔处，太模式化、太脱离实际、太偶然性了等，一般的高品位文化人都当它们是不登大雅的，普通口味的读者却往往喜欢得要命。他的语言、他的叙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学风雅、他从头至尾一环紧跟一环的扣人心弦的情节……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的。作为小说的首要功能——愉悦休闲，它们更是达到了的。
金庸小说艺术的最大特色应该说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个个性格分明，无论怎样不可思议，也都能自圆其说，有时虽与事理欠合，却吻合于情理，让读者不觉生硬难接受。这同样是欧洲小说不同于我们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重视故事大于塑造人物，在这方面金庸恰恰是融合了中外之长的。
我是从初中时开始就成为“金迷”的。记得我一位亲戚家有成系列的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翻得已经不成样子了，掉去封皮，四角卷起，页面污糟，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每次去我都有新发现，并不在意书本身的破损不堪，所以每去串门就赛似过年，以至于延及校园，耽误学业，课上偷看，被拎着耳朵揪起来罚站，接受老师家访，遭到父亲的“棍棒虐待”，至今未对梁羽生、古龙入迷，只独爱金庸，大学时代就斥巨资购得三联版全套《金庸作品集》，没天没黑地挨着读，算是过足了瘾，不再有人管得住我了。不久发表文章为之鼓吹。现在又邀朋呼友以作解读，各说各话，力求全面、深入和周到。
具体行文中，庆东兄“决策”于帷幄，陈珺、吕少刚两位先生随后，解析精微，劳力最多，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毅力，功力亦不凡，真不愧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出身之手笔。这是需要特别加以点示的。
“争议部分”承王彬彬兄以及吴思、陈墨二先生和严家炎老师等诸位方家高人见示，一并致谢。
全书最后之编排、加工等具体事务，由蒋泥完成，遗憾、纰漏难免，其责任亦当在我。
2005年5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