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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 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