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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