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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曾经沦落风尘的陈圆圆其实始终没有摆脱“娼妓”的身份。尽管她陆续成为崇祯皇帝、李自成与吴三桂的的禁脔，但那也只不过是转换了卖艺卖身的场所，只不过是改变了所侍奉的男人的地位与人数罢了。她终究是一只被囚禁在金笼之中的珍禽异兽，茫然而温顺地换过一个又一个主人。
陈圆圆低声道：“李闯把我夺了去，后来平西王又把我夺回来，我不是人，只是一件货色，谁力气大，谁就夺去了。”
这段话的确是陈圆圆一生的写照，或者可以说是为所有“红颜”的命运下了最确切的脚注。她们都不是“人”，她们只能是“货物”。掌握自我的命运，决断自己的前途，对她们而言不过是痴人说梦，倚靠一个强壮的手握大权的男子，或许还比较现实。也可以说是她们最稳定美满的归宿。因此，对那些仍然在青楼打滚的同伴而言，陈圆圆的遭际无疑是幸运的，当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但是华冠丽服底下的辛酸，锦衣玉食背后的苦楚，个中真味又有谁能知晓？政治风云诡谲变幻，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又被另一个雄才伟略的豪强给取代，美人也随之易主。有道是：“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心怀不贰之志的亡国之臣，因此顺理成章地将旧政权的覆灭与黎民百姓的颠沛流离之苦，一股脑地归咎于佳人以狐媚惑乱人主，并且怨怒悲愤地下了结论：“红颜祸水”。美人“倾城倾国”的艳姿，恰恰成为众矢之的，转移了举世罣怒的目光，并为真正的始作俑者承担起“不祥之人”的骂名。
眼眶中泪珠涌现，停了琵琶，哽咽着说道：“吴梅村才子知道我虽然名扬天下，心中却苦。世人骂我红颜祸水，误了大明的江山，吴才子却知我小小一个女子，又有什么能为？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
的确，“是好是歹，全是男子汉做的事。”实际的权力、制度的运行与千千万万人民的性命皆在一人掌握之中。设若当权者英明有为，励精图治，则国运昌隆，百业俱兴，人民衣食丰足；反之则不然，内忧外患交侵，民不聊生，国家兴衰与否，政治清明与否，百姓生活安乐与否，皆取决于那手握权炳之人。成败既系于此，那么国破家亡之责，又与那深居于宫殿之中，凭借青春美貌博得当权者宠爱，以换取安稳无忧的生活的女子有什么关系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与永无餍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穷奢极欲的吴三桂，杀人如麻的李自成，他们厉兵秣马，费尽心机，汲汲营营的不正是为此？得到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不过是另一种占有性资源宣示。
“他们说，一片石战场上满地是鲜血，几十里路之间，躺满了死尸。他们说这些人都是为我死的。是我害死了这十几万人。我身上当真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什么都不顾了。除他之外，谁也没这样做过。”一个但求真情真意的对待与平实安稳的女子，哀怨而充满款款深情地缓缓地述说着与男人、权利以及欲望纠缠不清的一生。面对着利欲熏心的男人之间的仇杀与争夺，战场上血流成河与堆积如山的死尸，以及饱受兵马倥偬之灾的人民，交煎于诸种压力与诽谤非议之下的她也仅能提出如此微弱而苦涩的诘问：“我身上当真背负了这样大的罪孽吗？”当真这样一个尽管辗转于欲念与占有，却仍旧抱持着天真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虔诚的态度相信着诚挚的爱情的温柔缠绵的女子，会是所有祸乱的渊薮吗？作者的神来之笔正在于此：运用相当长的篇幅，以独白的方式深入剖析身处夹缝之中的陈圆圆的心理世界，在两头猛兽以生命相互厮杀搏斗的战场上，在血腥暴力的场景之间，不仅凸显出一个女子的茫然与无所适从，更试图从这样一个命运飘摇的女子的角度来观察、展示与描述吴三桂与李自成这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重新审示历史，作者揭示“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伟业背后是无以计数的牺牲与惨遭屠戮的生灵；更尖锐地指出问题之所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所有伪装粉饰与借口之下的真相。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为古往今来所有被挤兑于掌握话语权的男人之间的薄命红颜们出气的方式吧。
名家争议
金庸小说往往把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却极为干净，非但谈不上诲淫，简直是在极力维护传统的贞节观念。
破金庸武侠小说之“新”
王彬彬
一、“人”在何处
怎样解释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怎样在与新文学的比照中为金庸武侠小说定位，是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尤其对于金庸小说的肯定、推崇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个说法。认为金庸武侠小说虽属“旧文学”传统，但仍应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种说法（如钱理群）；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正因为坚持了“旧文学”传统（或曰“本土文学传统”），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一种说法（如刘再复）。这两种说法虽差异甚大，但都承认了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异质性和对立性，都是在将新文学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侠小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可归入同一类。另一类金庸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将金庸武侠小说新文学化，否认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文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宣称金庸武侠小说不但是新文学，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学，因而在与新文学对立的意义上看待金庸武侠小说，是不合理不合适的。所谓“新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来的。
“新武侠小说”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为代表的武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侠小说”不仅指金庸的小说，而是指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出现的新一轮武侠小说狂潮。在这个潮流中，知名的写手还有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一大批人。如果“新”仅仅是时序上的一种判断，那当然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但“新武侠小说”的肯定和推崇者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往往是在强调这新一轮的武侠小说的本质之新，借用一对陈旧的概念，即强调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旧武侠小说”有了本质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旧武侠”的眼光来看待“新武侠”。例如，严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侠》（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对武侠小说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在对过去关于武侠小说的批评来了一番“拨乱反正”后，说：“并不是说武侠小说的意识内容全都健康。由于旧武侠作品产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之类封建性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就很有意义。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在于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紧接着，严家炎“以金庸为例”，更具体地说明了“新武侠”异于“旧武侠”之处。既然“意识内容”未必“全都健康”的“旧武侠”都被严家炎先生在一般的意义上予以肯定，那大大地“进步”了的“新武侠”就更应该在整体上予以称颂了。所谓“富有现代人文精神和艺术上的新成就、新创造”，是严家炎先生对新一轮的武侠狂潮的总体评价，逻辑上适合于所有的新一轮的武侠小说。在总体肯定“新武侠”的前提下，严家炎先生更加推崇金庸，因为金庸是“新武侠”的典型代表。
同样使用“新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来称呼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武侠狂潮，同样为崇拜金庸寻找理由，但有人在策略上却与严家炎先生有所不同。例如，也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孔庆东博士，在《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载《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一文中对从“旧”到“新”的武侠小说所作的一般性的评析，就让人觉得仅仅“新”，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与严家炎先生对“民国旧武侠”采取总体肯定的态度不同，孔庆东对那时期武侠小说是很鄙薄的，认为“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至于对“新武侠”，孔庆东有这样的界定：“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作者也自视甚高。”然而，孔庆东同时指出，这种“新”，并没有使得“新武侠小说”的总体品位有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对古龙、梁羽生，孔庆东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评价仍不高。“对新武侠小说”总体上的否定，是为了显出金庸的出类拔萃。尽管同属“新武侠小说”，但包括古龙、梁羽生在内的其他所有“新武侠”都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品位”，都还“无超越可言”。而只有金庸，不但“超越”了“旧武侠”，也超越了同时期的“新武侠”：“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同样是从“旧武侠”说到“新武侠”，最后才突出金庸，孔庆东的思想与严家炎颇为异趣。严家炎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方式，先对“旧武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