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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你何必自找麻烦呢，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立刻就去叫几个哥萨克来。他们会给他做口棺材，掘个像样的坟……”
显然，普罗霍尔是不愿意干这件埋什么老头子的活儿，但是葛利高里坚决拒绝了他的建议。
“咱们自个儿挖个坟坑，把他埋了算啦。这老头子是个好人。你到花园里去，在水池边等我，我去看看死人。”
在那个长满水藻的水池边，在那棵枝叶茂盛的老白杨树下，从前萨什卡爷爷掩埋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的小女孩儿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他俩把他那瘦小的尸体卷在一块干净的、带着发面气味的粗布里，放进土坑，用土埋上。在那个小坟头旁边又出现了一座新坟，用靴子踏得结结实实，潮湿的、新挖起的粘土闪着耀眼的崭新的亮光。
回忆弄得葛利高里心情抑郁不欢，他躺在离这个非常珍贵的小坟堆不远的草地上，久久地凝视着头顶上庄严的蔚蓝天空。风在渺无边际的高天上吹着，被太阳照得冷光闪闪的云片随风飘荡，可是在刚刚接受了那匹活蹦乱跳的小马和酒鬼萨什卡爷爷的大地上，却依然在进行着紧张、沸腾的生活：在草色青青，像碧浪一样一直涌到花园边上的草原上，旧场院篱笆旁边的野麻丛里，鹤鹤在咕咕不息地斗鸣，金花鼠在吱吱叫，野蜂嗡嗡不停，风吹着野草，沙沙作响，云雀在飘动的蜃气中歌唱，远处于涸的山涧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凶狠、暗哑地响着，显示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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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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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谢克列捷夫将军在一大批参谋军官和几连人的哥萨克卫队簇拥下来到维申斯克，维申斯克居民捧着面包和盐，教堂鸣钟，热烈欢迎将军。两座教堂的钟整天地响着，就像复活节那样。下游的哥萨克们骑着瘦长的、跑得疲惫不堪的顿河马，在街上跑来跑去。他们肩膀上的肩章闪着诱人的蓝光。广场上，谢克列捷夫将军下榻的那座商人家宅旁边，聚了一伙传令兵。他们一面嗑葵花子，一面跟那些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浓妆艳抹的镇上的姑娘们攀谈。
晌午时分，有三个骑马的加尔梅克士兵押着十五名被俘的红军战士来到将军的住处。他们后面跟着一辆装满乐器的、两匹马拉的大车。这些红军穿得可非同一般：灰呢裤子和同样颜色的、袖口镶着红边的上衣。一个上点几年纪的加尔梅克士兵走到这些游手好闲地站在门口的传令兵跟前，下了马，把瓷烟斗塞进口袋。
“我们的人把红军的吹鼓手押来啦。明白吗？”
“这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一个胖脸的传令兵朝加尔梅克人落满尘土的靴子啐着葵花子皮，懒洋洋地回答说。
“什么也不什么，——接收俘虏吧。脸吃得这么胖，可尽说什么废话！”
“你给我再说说看，臊羊尾巴！”传令兵气哼哼地说。但还是进去报告押来俘虏了。
从大门里走出一位身穿腰部绷得紧紧的深棕色紧身外衣的肥胖大尉。他叉开两条粗腿，姿势漂亮地双手叉在腰上，把挤在一起的红军士兵扫了一眼，用低音说：“你们这伙吹吹打打，给政委们解闷儿的坦波夫坏蛋！灰呢制服是打哪儿弄来的啊？是从德国人身上剥下来的，是吗？”
“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红军战士不断地眨着眼睛回答说。然后又用急骤的语调解释说：“我们的乐队早在克伦斯基时代，在六月大反攻以前，就置了这套服装，……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穿……”
“你就给我穿吧！穿吧！我叫你们在我这儿穿！”大尉把毛剪得很短的库班皮帽推到后脑勺上，露出光脑袋上的一条紫红色的、还没有结疤的刀伤，用歪斜的高靴后跟猛然一转身，面向加尔梅克老兵叫道。“你干吗把他们押到这儿来，你这个没有受过洗礼的家伙？为什么要押到这儿来，鬼东西？不会在路上把他们收抬了吗？”
加尔梅克老兵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全身挺直，麻利地挪动着两只罗圈儿腿，一只手一直放在保护色制帽的帽檐上敬礼，回答说：“连长命令我要把他们押到这儿来。”
“要押到这儿来！”像个纨持公子似的大尉学着他的腔调儿说，轻蔑地闭上薄嘴唇，沉重地踏着浮肿的粗腿，扭着大屁股，绕着红军士兵走了一圈，像马贩子看马一样，把他们仔细地打量了半天。
传令兵们低声笑着。押送俘虏的加尔梅克人的脸上却都保持着一贯的冷漠神色。
“开开大门！把他们押到院子里去！”大尉命令说。
红军俘虏和乱七八糟地装着乐器的大车都在台阶旁边停了下来。
“谁是乐队队长？”大尉点上烟，问。
“队长不在啦，”几个人同时回答说。
“他在哪儿？逃走了吗？”
‘不是，打死啦。“
“这真是活该。没有队长你们也可以于嘛。好，拿起你们的乐器来！”
红军乐师们都走到大车边去。铜号声在院子里羞羞答答、乱哄哄地响了起来，跟没完没了的教堂的钟声混成一片。
“准备好！演奏《上帝，保佑沙皇》。”
乐师们默默地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吹奏。难堪的沉默持续了片刻，然后一个光着脚、但是裹腿却打得很整齐的红军乐师眼看着地说：“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演奏旧国歌……”
“谁也不会？真有意思……喂，来人哪！来半排传令兵，都带上步枪！”
大尉用靴尖打着听不见的拍子。传令兵在走廊里排队，马枪碰得叮当乱响。麻雀在小花园外面茂密的洋槐树上喳喳地叫着。院子里散发着被晒烫的板棚铁顶的热烘烘的气味和刺鼻的人汗臭味。大尉从太阳地里走到阴凉地方，这时候那个光脚的乐师伤心地看了看同伴们，声音低沉地说：“老爷！我们这些人——都是青年乐师。我们没有学过吹奏旧歌曲……演奏革命进行曲的时间比较多……老爷！”
大尉心不在焉地玩弄着自己的镂花皮带尖，没有做声。
传令兵在台阶旁边排好了队，等候下命令。这时候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乐师，推开前面的人，急忙从后排走出来；他咳嗽了几声，问道：“您允许吗？我会吹。”不等得到同意，就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巴松管放到哆哆嗦嗦的嘴唇上。
在商人宅第宽大的院子上空飘荡的凄凉、瓮声瓮气的叫人心烦的声音惹得大尉愤怒地皱起了眉头。他挥了挥手，喊：“停止！像叫化子要饭似的……还吹哪！难道这是音乐吗？”
几张参谋人员和副官们的笑脸出现在窗口。
“请您命令他们吹奏一支葬礼进行曲吧！”一个半截身子从窗口探出来的青年中尉用孩子似的男高音喊道。
在花园上空荡漾的钟声沉默了一会儿，大尉的眉毛抖动着，甜言蜜语地问：“《国际歌》，我想，你们会演奏吧？来，别害怕！既然是我命令的，你们就尽管吹奏吧。”
在一片寂静中，在中午的暑热中，就像是号召去进行战斗似的，突然和谐、庄严地响起了《国际歌》愤怒的旋律。
大尉低着头，叉开腿站在那里，就像公牛遇到了障碍物似的。他站在那里倾听着。青筋迸起的脖子和眯缝起的眼睛里发蓝的白眼珠都充血涨红了。
“停——止！……”他忍耐不住，愤怒地大声吼道。
乐队一下子哑巴了，只有法国号掉了队，热情的呼唤声还在灼热的空气中回荡了很久。
乐师们舔着于裂的嘴唇，用袖子和肮脏的手巴掌擦着。他们脸上的表情疲惫而又冷漠。只有一个人禁不住热泪滚滚，泪水顺着风尘满面的脸颊流下来，留下湿润的泪痕……
与此同时，谢克列捷夫将军在一位还是日俄战争时的同事的亲戚家里吃完了饭，由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副官搀扶着，走到广场上来。炎热和烧酒弄得他昏昏沉沉。在中学对面的砖房拐角处，衰弱无力的将军一踉跄，脸朝下摔在晒烫的沙土上。惊慌失措的副官极力想把他扶起来，但是怎么也办不到。这时候从站在不远的人群里跑来一些人帮忙。两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恭恭敬敬地抓着将军的胳膊把他搀扶起，将军当众呕吐起来。在呕吐间歇时，他气势汹汹地摇晃着拳头，还想叫喊些什么。人们多方劝说，把他搀回了住处。
站在不远的哥萨克们目送了他半天，小声地议论着：“唉，这个宝贝儿已经疲惫不堪啦！他的行为可太不检点了，白是个将军啦。”
“老酒这玩意儿可不管你官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
“不能把摆到桌上的酒都灌下去嘛……”
“哎呀，老兄，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忍得住的！有人喝醉了大出其丑，就发誓以后再也不喝啦……可是这正像俗话所说的：狗改不了吃屎…”
“一点儿也不错！告诉孩子们，叫他nl离这些家伙远着点儿。小家伙们紧跟在旁边，盯着看个没够，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醉汉似的。”
……镇上的钟声一直响到天黑，镇上的人也一直喝到天黑。晚上，在军官俱乐部里，叛军司令部为胜利会师举行庆祝宴会。
身材高大、匀称的谢克列捷夫——出生在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的一个村子里，是个道地的哥萨克——他酷爱好马，是个超等骑手，勇猛的骑兵将军。但是却不是一个演说家。他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尽是酒后狂语，在演说结束时，直言不讳地把顿河上游的哥萨克责备、威胁了一顿。
参加宴会的葛利高里心情紧张、愤怒地注意听谢克列捷夫的讲话。中午的酒还没有醒的将军，手指撑在桌子上站在那里，杯子里香喷喷的老酒直往外洒，用过分坚定的声调说出了每一句话：“……不，不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援助，而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援助！正是你们应该感谢我们，这一点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如果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