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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百姓预卜未来，我们的朋友收集他们门房、邮差、管子工豪壮而朴实的语言，并向我们转述；人人大叫大嚷，惟有我外祖母例外，真是个可疑分子。我乐不可支，法国演滑稽戏引我发笑，我也为法国演滑稽戏。但是战争很快使我腻味了，我的生活很少受到战争的干扰，说不定早已把战争忘到脑后了。不过，当我发现战争破坏了我的读物，不由得对战争深恶痛绝起来。我喜爱的读物已从报亭消失，阿努·加洛班，若·瓦尔，让·德·拉伊尔均为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抛弃了他们熟悉的英雄人物，他们笔下的少年是我的兄弟，曾乘着双翼飞机或水上飞机周游世界，以一当百英勇杀敌。战前的殖民主义小说让位于战时的英武小说，充斥着小水手、阿尔萨斯少年以及孤儿——军团的福神。我讨厌这些新来的家伙。我一向把绿林小冒险家看做神童。因为他们屠杀的土著人实际上都是成年人；由于我自己也是神童，在他们身上我认出了自己。随军少年却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于是个人英雄主义动摇了；个人可以依靠武器的优势打击野蛮人。但是怎么对付德国人的大炮呢？必须采用大炮，动用军队。神童在这些法国勇士中受到爱护和保护，重新降为小孩子，我也随之下降了。时不时，作者出于怜悯，委派我送一封信，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然后逃跑，返回阵地，使命完成了。大家当然向我庆贺，但热情并不太高。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我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地位，战役打赢，但没有我的份，成年人重新垄断了英雄行为。我偶尔从死者身旁捡一枝枪，放几下子，但阿努·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从来不让我参加刺刀肉搏。作为见习英雄，我急不可耐地要达到自主行动的年龄，说得正确一些，不是我，而是随军少年，阿尔萨斯孤儿。我合上书，退出他们一伙。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反正我有充足的耐心。阅读则是一种娱乐，我急于得到一切荣誉。人们向我提供什么样的前途呢？当兵？破差使！勇士只身一人时，已毫无作为，他得跟其他人一起冲锋，打胜仗靠的是全团的力量。我才不稀罕集体的胜利呢。阿努·加洛班想突出某个军人，最高的一着只不过派他去救护一个受伤的上尉。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无非是奴隶救主子。再说这只不过是偶尔的壮举，战时人人皆勇敢嘛，每个士兵稍有一点运气都能干这样的事。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我无视日常平淡无奇的德行，气概不凡地为自己一个人创造英雄。《乘水上飞机周游世界》、《巴黎顽童历险记》、《三个童子军》阿努·加洛班等人的作品。，这些神圣的作品指引我走上死亡和再生的道路。而突然之间，这些书的作者背叛了我。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勇敢和牺牲降为最基本的义务。背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戈纳一九一四年在阿戈纳发生激烈的交战，法方稳住了战局，一九一八年德军在此开始崩溃。集体作战的硝烟替代了热带独特的大太阳和个人主义的光芒。
中断了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拿起笔写我心爱的小说，决心教训一下这些先生们。一九一四年十月我们还没有离开阿卡雄。母亲给我买了一些练习本，一色装潢，淡紫色的封面印有贞德的肖像，她头戴钢盔，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在女英雄贞德的保护下，我开始写士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国皇帝，把他五花大绑解到我们的阵地，然后在全军面前向他挑战，一对一搏斗，把他打翻在地，用刀对准他的喉部，迫使他签订屈辱性和约，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我们。一星期之后，这个故事使我心烦意乱。决斗一场是我从武侠小说中借用的：斯脱特—贝克尔是富贵人家子弟，流亡异乡。一天，他走进一家强盗开的酒店，受到强盗头目大力士的侮辱。他大显身手，活活打死了头目，取而代之，然后搜罗流氓无赖，自立为王，按时带兵登上强盗船，扬帆出海。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子：作恶之王必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行善之杰在一片嘲骂声中艰苦奋战。而后者出乎意料的胜利使嘲笑者毛骨悚然。我因缺乏经验，违反种种写作规则，效果适得其反。德国皇帝尽管是个彪形大汉，却其貌不扬，早就看得出，在虎背熊腰的贝林手下不堪一击。再说观众敌视他，我们这些大兵恶狠狠地高声骂他，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笑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这种逆转使我瞠目结舌。
还有更糟糕的。我那些被路易丝称作“胡言乱语的东西”得不到任何的证实或否定，非洲辽阔，遥远，人口稀少，消息不通，谁都不能证明我的探险者没有到过非洲；我在叙述他们的战斗时，谁也无法证实他们没有向俾格米人俾格米人，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内的一个种族类型，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诸岛屿。开过枪。我还不至于自认为是他们的传记作者。但人们跟我大讲特讲小说的真实性，到头来我以为自己的奇谈也真有其事了。虽然我自己还未意识到，但我未来的读者会认为确有其事的。然而，这倒霉的十月使我陷入假想和现实的混战中不能自拔：我笔下的德国皇帝败北之后，下令停火，因此按逻辑推理秋天应该恢复和平了。但是恰恰相反，报刊和成人一天到晚唠叨我们仍处在战争中，并且战争还要继续下去。我感到受了愚弄：我是一个骗子手，说了一通废话，谁也不相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读自己的作品，羞得脸红到耳根。难道是我，是我津津乐道这些幼稚的神话吗？我差一点抛弃文学，洗手不干了。末了，我把手稿带到海滩，深深埋在沙里。苦恼清除，信心重振，我是命定的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文学艺术有其奥秘，要等到火候才向我泄露呢。我的年龄还不到，权且作储备吧。我停止了写作。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
我们回到了巴黎，我从此不再碰阿诺·加洛班和让·德·拉伊尔的书，因为我不能原谅这些机会主义者比我高明。我对战争不满，因为它平淡无奇。恼羞成怒之余，我逃避现实，躲进了往昔。几个月前，一九一三年岁末，我发现了尼克·卡特，布法洛·皮尔，得克萨斯·杰克，锡丁·布尔等英雄人物，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类人物消失了，外祖父说出版商是德国人。幸亏在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大半。我生拉硬拽着母亲到那里去，我们从奥尔塞车站到奥兹特利茨车站一个个书摊找遍，有时去一次能买到十五本，很快就收集了五百本。我按数一叠一叠排齐，不厌其烦地点着数，高声念着带神秘色彩的书名：《气球中的凶杀》，《与魔鬼订约》，《穆图希米子爵的奴隶》，《达扎尔起死回生》。我很喜欢这些书，纸张发黄，老化变脆，斑迹点点，散发出枯叶的怪味，确实是一些枯死的纸页，残存的遗迹，既然战争使一切都停止了，我明白长发人最后的历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或再也弄不清侦探之王最后的侦查了。这些孤胆英雄跟我一样成了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因此我对他们怜爱备至。只要看到装潢封面的彩色版画，我便欣喜若狂。布法洛·皮尔骑着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时而追逐印第安人，时而躲避印第安人。我非常喜欢尼克·卡特的插图。人们可能觉得这些插图单调：几乎清一色是表现这位伟大的侦探大打出手或挨揍败退。但是这些吵架斗殴发生在曼哈坦大街上，那里地面空旷，周围是棕色的栅栏或猪血色立方形的简陋建筑，这使我心驰神往。我想像这是一座广阔的城市，习俗严格而血案累累，恶习和美德皆置于法外，杀人犯和正义者一概逍遥自在和为所欲为，双方到了晚上才拔刀评理见个高低。这座城市酷似非洲，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于此。
我把战争和天职统统抛到脑后。要是有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啊？”我就和蔼地、谦虚地回答想当作家，但已经抛弃了登峰造极的梦想，不再搞什么心灵修炼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一九一四年左右那几年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跟母亲平起平坐，形影不离。她称我为她的男伴，她的小男人，我对她无话不讲。更有甚者，被束之高阁的创作转化成喋喋不休的话语，从我嘴里往外涌，我嘁嘁喳喳地讲述所见所闻，净是一些安娜—玛丽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房子、树木和人物。我非常乐意向她通报消息，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事物通过我发出信息。起初我感到脑袋里有人在唠叨，不断地说：“我走路，坐下，喝水，吃糖果。”我大声重复这些不断出现的议论：“我走路，妈妈，我喝一杯水，我坐下。”我好像有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我的，但不服从我的指挥，却让另一个声音作它的传声筒。我确定自己有双重人格，这些轻微的紊乱一直持续到夏天，把我搞得精疲力竭。为此我十分恼火，终于害怕起来了。“我脑子里有人说话。”我对母亲说，好在她并未在意。
这件事没有影响我的幸福和我们的结合。我们有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口头禅，我们惯常的玩笑。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每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譬如，“那是一条大白狗，不完全白，带灰色的，但没关系。”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常常用第三人称的复数讲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等公共汽车，看见一辆车开过未停，我们中的一个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