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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于无奈才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在夏尔·施韦泽的工作室里，在那些不成套的、破旧的、散线的著作中间，天才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因此，在旧制度指一七八九年前的法国封建王朝。下，很多军事院校的学生尽管命中注定只配舞文弄墨，却为了能指挥一个营而来受罪。有一个情景久久在我眼前不断出现，集中表现了名望带来的可悲排场：一张铺着白台布的长桌子，上面放着几个长颈大肚瓶橘子水和几瓶汽酒，我拿起一个酒杯，周围一些穿礼服的人——足有十五个——举杯祝我健康。这是一个租来的大厅，我猜到我们身后那一部分布满灰尘，长期无人使用。由此看出，生活对我来说，是等到晚年能主持实用语言学院一年一度的庆典，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求了。
就这样，在勒高夫街一号的六层楼上，铸下了我的命运。我和卡尔进行过无数次交谈，面对着亨利·海涅、维克多·雨果，上方是歌德和席勒，下方是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我们赶走了娘儿们，紧紧搂在一起，秘密交谈，其内容对我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但每句话却印在我的心上。夏尔措词委婉，恰到好处，让我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天才。确实，我知道自己没有天才，我无所谓；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主义却成了我激情惟一的目标。这是指引内心贫乏者的火焰，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我不再敢对自己未来的丰功伟绩欢欣雀跃，再说我早已噤若寒蝉：人们想必是搞错了，要么有天才的是别的孩子，要么是我应该负起别的使命。晕头转向之余，为了顺从卡尔，我接受了小作家兢兢业业的生涯。简言之，他十分小心地防止我走文学道路，结果反倒促成了我的文学生涯。时至今日，有时心情不佳，不禁寻思，我长年累月、日以继夜地埋头写作，消耗那么多墨水纸张，抛售那么多无人请我写的书，这一切是否仅仅奢望取悦于我的外祖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五十多岁，为了执行一个早已离世的老人的遗志，深深卷入他所反对的事业中去了。
事实上，我活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他感叹万分地说：“真想不到我为了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有时候我私下十分粗野，这种简便的方法有益于身心健康。粗野总是理直气壮的，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确实不是写作的天才，人家已经让我有自知之明了，认为我读死书，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我写的书充满辛劳和汗水。我承认对那些贵族派来说我的书臭气冲鼻。我常常跟自己作对，也就是跟大家作对你沾沾自喜，别人乐于喜欢你；你攻击你周围的某个人，其他的人哈哈大笑；但倘若你解剖你自己的灵魂，所有的人就会嗷嗷叫。——作者原注，从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开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告终。我接受的命令已经缝在我的皮肉里，要是一天不写作，创伤就会作痛；要是下笔千言，创伤也会作痛。这种刺人的约束至今仍使我感到格外生硬和粗鲁，犹如史前的螃蟹，被海水冲上长岛的海滩，像煞有介事；也像螃蟹那样，幸免于时光的磨损而留存下来。我久久羡慕拉塞佩德街的看门人，夏日傍晚，他们在人行道上乘凉，跨坐在椅子上，眼睛无伤大雅地四处张望，却不负有观察的使命。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几个靠舞文弄墨卖俏的老头和一些文理不通的花花公子之外，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这是语言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说话用的是自身的语言，写作的语言则是非固有的，从而我推断干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再说，读者已经看出我憎恨我的童年以及童年残存的一切。例如我外祖父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使我启蒙，使我伏案写作。如果他的声音没有化成我的声音，如果我在八岁至十岁之间没有傲慢地把所谓迫切需要的使命引为己任，尽管我是委曲求全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听信外祖父了。
我深知我只是一台造书机。
——夏多布里昂
我差一点儿宣布弃权。卡尔勉强承认我有天资，因为他认为完全否认我的天资不够策略，其实我认为自己的天资仅仅是一种偶然性，不过这一偶然性无法给予另一种偶然性——我本人——合法地位。我母亲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唱歌，但她同样不能因此而免票旅行。至于我，我有文学天资，所以我写作，一辈子干这个好差使。不错。但是艺术失去了——至少在我看来——神圣的权力，我飘忽不定，只是稍微富足一点，仅此而已。为了使我感到必不可少，必须有人请我出山。家人曾一度让我保持这种幻想，他们一再说我是上天送来的，千载难逢，对外祖父、对母亲不可缺少。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那时候我的自尊和我的孤独达到了顶点，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写不下去了。皮卡尔夫人的赞扬使我笔下的内心独白显得如此了不起，我不敢再继续写下去。等我想把小说往下写，心想总得把让我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挨饿的、无依无靠的一对青年救出来吧，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痛苦。刚一坐下，我的脑袋就乱作一团，我咬指甲做鬼脸：我已经失去了童心。我重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火烧火燎，可惜心中从未点燃过怒火。环境、兴趣、习惯养成我很听话，后来只是因为顺从过了头才造反的。家人给我买了一个“作业本”，红边黑布面，外表跟我的“小说簿”没有丝毫区别。乍一看，学校作业和个人习作合二为一了；我把作者和学生，把现时的学生和未来的教师视为一体，把搞创作和教语法看成一码事。我的笔一经社会化，便被我扔下了，整整好几个月没有再碰过。外祖父暗自庆幸，而我在他的工作室里则整天板着脸，他大概在心里盘算，他的计谋初见成效了吧。
他的计谋失败了，因为我满脑子是英雄史诗，我的剑虽则断了，我虽则重归庶民行列，但夜里经常做令人焦虑的梦：我在卢森堡公园水池旁，面对参议院大楼，必须保护一个金发小姑娘免受某个未知的危险，她很像一年前死去的薇薇。小姑娘冷静而自信，眼睛严肃地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个铁环。害怕的倒是我，我怕她落到隐蔽的强人手里。我多么喜爱她，但爱莫能助啊！至今我对她还眷恋不已。我寻找她，失而复得，把她抱在怀里，又重新失去：她就是史诗。八岁那年，正当我逆来顺受的时候，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惊，为了拯救这个死去的小姑娘，我致力于一个简单而疯狂的行动，以致改变了我的生涯：我把英雄的神圣力量偷偷地赋予了作家。
起初我得到一个新发现，确切地讲是一种模糊的回忆，因为两年前我已经有所预感，即伟大作家和游侠骑士很相像，因为两者都使人感恩戴德。对帕达扬，毋庸置疑，感激涕零的孤女泪如雨下，洒落他一手背。但按《拉罗斯大词典》和报上登的讣告来看，作家也不乏厚待，只要他们不短命，总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感谢信。此后，感谢信源源不断，堆满他的写字台，充斥他的房间；外国人远涉重洋向他致意；他的同胞在他死后凑钱为他树纪念碑；在他的故乡，甚至在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对感恩图报本身，我不感兴趣，太像家庭喜剧了。但有一幅木刻画使我神魂颠倒。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几小时后将到达纽约，远处可见他乘的船。岸上人群麇集，恭候着他，人人张大口，挥舞帽子，孩子们夹在当中喘不过气，此时人群好似独雁、孤儿、寡妇，由于心目中的人不在而显得黯然寂寞。我喃喃自语：“这里独缺一人，此人就是狄更斯！”泪水润湿了我的眼睛。然而，我暂且不管结果，直接追溯其根源，心想，受到如此狂热的欢迎，文人必然历尽艰险，为人类做出了辉煌的贡献。至此，我一生只见过一次如此狂热的场面：帽子满天飞，男男女女高呼万岁，那就是七月十四日阿尔及利亚步兵列队游行。这个联想使我进一步深信，我的同行尽管生理有缺陷，矫揉造作，娘儿们模样，却很有士兵气概。他们单枪匹马，冒生命的危险，进行着神秘的战斗，人们仰慕他们的天才，更崇敬他们军人般的勇气。我心想，这是千真万确的喽！人们需要他们！当他们还未发表第一本书，当他们还未开始写作，当他们还未出世，在巴黎，在纽约，在莫斯科，人们已经焦急不安地，或如醉如痴地等待他们了。
那么……我呢？我负有写作的使命吗？反正人们在等待我。我把高乃依改编成帕达扬，让高乃依保留畸形的腿，狭窄的胸，苍白的脸，但闭口不谈他的吝啬和贪财。我有意混淆写作艺术和行侠仗义。出于好玩，我把自己打扮成高乃依，自授委任状：保护人类。我的新伪装为我准备了一个奇特的未来，但就眼前来讲，我捞到了一切好处。我出身低微，说过要尽一切努力脱胎换骨。无辜的受难者频频求告我出世为他们主持公道，请别见笑，我是假骑士，丰功伟绩净是假的，变来变去，最后自己也厌烦了。正好这时我获准幻想，并让幻想变成现实。因为我的使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大主子已拍胸脯担保了嘛。我这个假想的小子变成了真正的侠客，其功绩就是真正的书籍。我是人们所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