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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宠爱使我自命不凡。我纯粹是个物品，倘若我能相信家里上演的喜剧，那么我献身于受虐狂再合适不过了。但不可能，家庭喜剧只使我表面上激动，骨子里却冷若冰霜，不以为然。我对成套的喜剧形式反感至极，憎恶幸福的昏厥，憎恶懒散，憎恶自己过分受抚摸、过分受宠爱的躯体，我在反对自己时找到我自己，我立意自尊和残忍，反过来说，我变得宽宏大量了。宽宏大量，如同它的反面：吝啬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而分泌的香膏，到头来使我们中毒而死。为了逃脱被人弃置不顾的命运，我为自己选择了资产阶级最不可救药的孤独，即造物主的孤独。请不要把这当头一闷棍与真正的反抗混为一谈：人们奋起反抗嗜杀成性者，而我只有施恩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施恩人的同谋哩。况且是他们把我称为神童的，我只不过把受我支配的工具用于其他目的罢了。
上述的一切都是在我头脑里发生的。既然别人把我看做想像中的孩子，我就以想像来自卫。如今当我回顾六岁至九岁时的生活时，印象最深的是我智力活动的连续性，其内容经常变化，但纲领是不变的。一开始我上场太早，于是退到屏风后面藏起来，正当世界静悄悄地要我脱颖而出的时候，我恰好再生了。
我最初编的故事无非是《青鸟》此处《青鸟》指瑞典作家帕尔·阿泰尔博姗（1790—1855）写的童话故事。，《穿靴子的猫》《穿靴子的猫》，著名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的作品，与之齐名的，还有《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以及莫里斯·布肖写的童话的翻版。这些故事在我的眉宇之间、脑门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后来我敢于修改这些故事了，给自己在故事里找到了一个角色，从此故事改变了性质。我不再喜欢仙女，仙女在我周围已经太多了，此时丰功伟绩代替了仙国美景。我成了英雄，把我的媚态一扫而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取悦于人，而是使人折服。我抛开了家，把卡尔妈咪、安娜—玛丽从我的幻想中清除出去了。我对做做手势、摆摆姿态厌倦了，决意幻想出瑰行壮举来。我杜撰了一个艰难困苦和难以忍受的天地，即《唧唧叫》、《了不起》中的天地，保尔·迪瓦小说中的天地；我不杜撰自己一无所知的劳动和需求，而代之以惊险。但我从来不敢触动既成秩序：确信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里。我给自己确定的职责是把坏蛋从这个社会中驱逐出去。我既是警察，又是施刑者，每天晚上都要献祭一帮强盗。我从来没有发动过预防性战争和惩罚性远征。我杀人不为取乐，亦非因为发怒，而是为了使姑娘们死里逃生。这些弱不禁风的人儿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们需要我呀！显而易见，她们不能指望我的帮助，因为她们不认识我。但我把她们抛入极大的风险之中，除了我谁都救不了她们。当土耳其近卫军挥舞他们的弯形大刀时，一片呻吟声掠过沙漠，悬岩对沙子说：“此地缺一个人，那就是萨特。”就在此刻，我拨开屏风，挥舞快刀，人头纷纷应声落地，我在血河中诞生了。钢铁带来的幸福！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我每次诞生都是为了消亡。女孩子被我救了之后，投入当总督的父亲的怀抱，于是我走开，不得不重新成为多余的人或去寻找新的凶手。杀人凶手倒总能找得着。我作为现成秩序的捍卫者，把我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上，把邪恶闷死在我的怀里。邪恶消亡我亦消亡，邪恶再生我又再生。我是一个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我暗中行侠仗义，外表上却不露声色。我依然奴颜婢膝和极力巴结，要丢开已养成的德行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每天晚上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日复一日的滑稽戏收场。我赶紧跑上床，草草做完祷告，便滑进被窝里去了。我急于想再横冲直撞地干一番。在黑暗中我衰老了，变成一个孤独的老年人，没有父母，无家可归，几乎连姓名都没有。我在一幢熊熊燃烧的房顶上行走，手中抱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妇女。在我的下面，人群高喊着，楼房眼看快倒塌了。此时我用预言家的口吻脱口而出：“请听下回分解。”母亲问道：“你说什么？”我谨慎地回答：“我暂停一下。”事实上我已经睡着了，在危如累卵的气氛中睡着了。这种不安全感挺有趣儿。第二天晚上，我很守约，又跑到屋顶上，又是熊熊烈火，这一回是死定了。不料，我突然发现一条承溜，前一天晚上却没有注意到。我的上帝，我们得救了！但我怎么样才能抓住竖管往下滑而又不松开我珍贵的负荷呢？有了，这位年轻的妇女苏醒了过来，我把她扛在背上，她的双臂紧搂着我的脖子。不，不好，经过考虑，我还是让她重新昏迷不醒，哪怕她对自己被救稍微做出一点点贡献，我的功劳就等于减少了。巧得很，我脚边有一根绳子。我把受难者牢牢缚在我这个营救者的身上，剩下的事便很简单了。高贵的先生们——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热烈接待我，拥抱我，亲吻我，给我颁发勋章。我失去了自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物抱吻起来太像我外祖父了。于是我把全部故事抹去，重新开始：事情发生在夜里，一个姑娘喊救命，我冲入混乱之中……请听下回分解。我冒着生命危险，迎接英雄壮观的时刻，使我这只偶然降到人间的动物变成荣膺天命的过客。但我感到胜利之后反倒活不下去似的，我太幸福了，等第二天再来一次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和安娜—玛丽去电影院
一个大有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的无知小学生居然做起冒失鬼的梦来，人们不免感到惊讶吧。儿童身心不宁是因想像而引起的，平息这种身心不宁并不需要流血。难道我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一名英勇的医生，拯救深受鼠疫或霍乱之害的同胞吗？没有，我承认从来没有过。但我既不残忍也不好战，如果本世纪初的年代使我成为“史诗诗人”，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吃了败仗的法国，全国上下充塞着假想的英雄，他们假想的丰功伟绩安抚着法国人的自尊心。在我出生前八年，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德蒙·罗斯唐（1868—1918）的五幕诗体喜剧《西哈诺·德贝拉克》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最流行的戏剧作品之一，主人公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吵架，好动武，夸夸其谈，假充好汉。“像红裤军乐队那样大吹大擂”。不久，自负而被害的小鹰爱德蒙·罗斯唐的五幕诗体剧《小鹰》（1900）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儿子小鹰，他青年时代奢望光宗耀祖，但被德军俘虏。他企图越狱逃脱梅特涅的控制，结果事败身亡。问世，很快就使人们忘记法绍达事件法绍达是旧城市名，今称科多克，位于苏丹上尼罗省。一八九八年该城的归属问题引起一场英法外交风波。法军从刚果出发，走旱路先占该城，自六月十日插上法国国旗，英军走尼罗河水路，九月十八日才到达。开始法国拒绝撤军，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英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法国屈服，整个尼罗河盆地从此割让给英国。。一九一二年，我对这些上层人物一无所知，但和他们的模仿者倒是经常打交道的。非常喜欢黑社会的西拉诺，即阿塞纳·吕班阿塞纳·吕班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人物，神出鬼没的小偷典型，外表极有绅士风度。在勒布朗的很多小说中出现过。，但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力大无穷，敢于冷嘲热讽，表现出十足的法国聪明才智，正是由于我们在一八七○年惨败丢脸的缘故。民族的好斗性和报复思想使所有的孩子都变成复仇者。我也跟大家一样成了一个复仇者。爱开玩笑和喜欢摆军人威风，这些战败者不可容忍的缺点吸引了我，我把流氓无赖先嘲笑一番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但战争使我厌倦了，我喜爱经常到我外祖父家来的温和的德国人，只对个人之间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兴趣。在我没有怨恨的心中，集体力量起了变化，我运用集体力量来培养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管它呢！反正我已被打上烙印了。在这动刀动枪的时代，我之所以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做史诗，因为我是失败国的子孙。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我死亡之前，我将用史诗般的理想主义来补偿我本人没有遭受过的侮辱，补偿我本人没有忍受过的耻辱，补偿早已归还给我们的两省的失陷。
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永远忘不了他们观看的第一场戏，代表他们的作家自告奋勇记述当时的情景。幕布一拉开，孩子们以为身临宫廷之中，但见一派金碧辉煌，大红绛紫，炉火熊熊，浓脂厚粉，夸夸其谈，尔虞我诈，这一切使犯罪也显得颇为神圣。孩子们从舞台上看到贵族复活了，而贵族恰恰是由他们的祖父们杀害的，幕间休息时，层层楼座的观众给他们提供了社会的形象，人们把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和活着的贵族指给他们看。孩子们回到家里，直着眼发愣，精神萎靡不振，但心中暗暗盘算着将来有朝一日也能主持隆重的场面，成为儒尔·法弗尔、儒尔·费里、儒尔·格雷维式的人物。儒尔·法弗尔（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国防政府成员（1870）。儒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对小学教育做出过贡献，但他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儒尔·格雷维（1807—1891），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79—1887）。我看我的同代人不一定讲得出首次看电影的日期，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个与传统隔绝的世纪。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预示着我们的野蛮这种诞生在盗贼巢穴之中的艺术却被政府部门列入市集娱乐，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儿们的娱乐。母亲和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