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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第三部分：墙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从她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但现在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现在她再看着我，她的眼光只会停留在她自己的眼睛里，而不会传到我身上。我现在孤独无援。
汤姆也是孤独的，但孤独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支开两腿跨坐着，面带微笑瞧着那条长凳，神情讶异。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摸木凳，好像是惟恐弄坏某种东西，接着，他急速把手缩了回去，浑身颤抖。如果我是汤姆，我是不会去摸长凳来消遣的；这种方式也是爱尔兰人的滑稽玩意，不过，我也觉得周围的事物都带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它们比平时暗淡模糊了，不像往常那样色彩浓重醒目。只要看一看那条长凳、那盏灯、那堆炭屑，我就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当然，我无法把自己的死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到处都看到了我的死亡，在各种东西上看到，在这些东西对待我的方式中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我面前往后退缩，与我保持距离，小心谨慎，如像人们在濒死的人的床头总是轻言细语那样。汤姆刚才就正是从木凳上见到了他的死亡。
在我目前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宣布我可以安心回我的家了，他们免我一死，我很可能冷冷淡淡，无动于衷，因为，当一个人永垂不朽的希望幻灭了以后，迟几分钟去死或迟几年去死，反正都一样，并无区别。我现在对任何东西皆无所求，我心如枯井，沉寂冷静。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冷静，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我是在用我身体的眼睛在看，用我身体的耳朵在听，但这身体却不再是我自己，这身体在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我再也不认识它了。我不得不去触摸这身体，去观察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别人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有时，我还能感觉到它，我感到它在下滑，在急遽下跌，就像坐在往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有时，我则感觉到心脏在跳动。但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使我安心，所有这些从我身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令人厌恶的气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那里，无声无息，而我只感到有一种重压，有一种邪恶的现实针对着我；我觉得自己似乎与一个巨大的害人虫联结在一起。有时，我摸摸自己的裤子，我发觉它已经湿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尿弄湿的；为了预防尿裤，我到炭堆前解了小便。
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枝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第三部分：墙枪口下捡回的命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