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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必老远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一九三三。。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
“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
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
“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
他看着我，换了话题：
“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
“我很感兴趣。”
“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
“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
“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待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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