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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现代》在战后曾经很重要，然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又重要起来，六八年以后也有点重要性。总之，如果说我近来对它的关心不如过去，那是因为杂志已经取得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再做重大决定，除非做出破坏它的决定。不过我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的理由。其他人珍惜它，我以为这是一份好杂志，它有读者，它经常发表一些只有我们愿意刊登的文章。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引进一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年轻人以便改变这份杂志：那还不如去创办另一份杂志。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与帕斯卡尔打赌
——一年来你以个人身份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若干问题上表了态。对国内问题你没有一次表态。你是否认为，假如左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你今天对于权力的反对态度会激烈得多？
——这很难说。假若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到今天他一定会与共产党人兵刃相见的。左派分子的阵容可能也会得到加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会反对社会党并与既反对社会党人也反对共产党人的极左派组织保持联系。不过不可能知道左翼的一次胜利将会引起的社会运动能有多大力量。你不能要求我对假定的情况表态。就法国政治问题而言，我真的看不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目前法国的局面太糟糕了！近期没有希望，没有一家政党代表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
——一般说，你发表乐观的政治声明，即便你在私底下非常悲观。
——是的，我是悲观的。而且我的声明也从来不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每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涉及我们的社会事件中，我总是对它明显的或者还不很明显的矛盾很敏感；我看到错误和风险，看到所有能妨碍一个形势向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的东西。这上头我是悲观的，因为每一次确实都遇到巨大的风险。就说葡萄牙吧，我们今天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葡萄牙得到它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完全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是它同时面临最大的风险，可能受到挫折，要推迟很久才能实现。在总的方面，我这样想，要么人是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是完蛋了，他从未存在过，人们只不过是与蚂蚁一样的一个种类而已——要么人将在实现自由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他自身。当我考察个别社会事实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人是完蛋了。不过，如果我考虑到为了人成其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我想惟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全部力量去强调、去支持那些在个别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中能引来一个由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因素。如果人们不这么做，人们就得接受人是粪土。
——这正是格拉姆西格拉姆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说过的：“必须带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去进行斗争。”
——我不会完全采用这个说法。必须斗争，这是对的。不过这并非唯意志论。如果我确信任何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都注定要失败，斗争就没有丝毫意义了。不，如果说我并非完全悲观，这首先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感到的要求不仅是我自己的，而且是任何人都有的。换句话说，正是我亲身体验的对我自身的自由的确信——我自身的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使我既要求一个自由的生活，又确信这个要求尽管其明确程度与自觉程度因人而异，也是每个人的要求。正在来临的这场革命将与以前的革命大不相同，它延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它将严酷得多，深刻得多。我想到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我把自己与全世界展开的革命斗争等同起来，所以法国目前的形势尽管不利，我并不因此产生更大的悲观情绪。我只是说，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斗争，人民的权力才能从资产阶级权力那里夺到部分果实，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成绩有限，但失败并非不能挽回，最终才能实现新社会，那时候一切权力都将被取消，因为每个人都将完全地占有他自己。革命不是一个权力推翻另一个权力的时刻，它是一个漫长的放弃权力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担保革命会成功，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失败是命定的。不过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结果，你与帕斯卡尔一样打了个赌。
——是的，不同的是我把赌注押在人身上，而不是上帝身上。不过，确实如此，要么是人垮台——那个时候，人家只能说，在有过一些人存在的两万年期间，有几个人曾努力创造人，后来失败了——要么是这场革命取得成功，并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创造了人。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了。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确信，而是一项价值：这是自由把自身当做目的。
——这就要求有一个信仰。
——在一定范围内是的，因为不可能合理地确立革命乐观主义，既然只有当前的现实才是存在着的。何况怎样才能确立未来的现实呢？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这么做。我确信一点，就是必须搞彻底的政治。不过我不确信它一定会成功，要不然就有信仰了。我可以知道自己拒绝什么，我可以证明拒绝这个社会的理由，我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因此就应该彻底改变它。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不包含一种信仰，而是导致行动。作为知识分子，我能做的一切是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就是说争取群众——加入为彻底改变这个社会而采取的行动。这正是我努力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说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既然未来尚未定局。
——你经历了这个世纪七十年的历史，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你目睹巨大的社会变革，你看到一些希望破灭了，另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希望出现了。你会不会说我们比本世纪初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处境里人的历险遭到决定性失败的可能性与过去一样大？
——我既说我们有所前进，我们开始走向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就是说走向革命，又说风险与过去一样大。换句话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们比五十年或六十年前更乐观。不过，另一方面，我认为许多危险已经避免，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有所前进。如果你经历过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那几年，那时候我刚开始生活，你就会像我一样估量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大，而且看到这些变化是令人鼓舞的。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
——变化令人鼓舞，尽管有上次世界大战的千百万死者，有希特勒的集中营，有原子弹和古拉格群岛？
——是的，你别以为埃及法老不希望杀死五千万敌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今天可以这样做，这个事实本身几乎足以使人产生乐观情绪，这标志着某一方面的进步。
——这并不妨碍受害者都是些个人，而他们蒙受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我完全同意。从个人角度来看，忍受到的恶永远不会得到辩解。我只不过说，本世纪受害者的数字巨大也与世界人口增长有关，不必由此产生某种绝望情绪。
——你在政治上始终是诚实的吗？
——尽可能地诚实。有过一些场合，既然政治是那种样子，我可能支持一些我不太有把握的主张，不过我认为自己从未蓄意肯定与我的想法相反的见解。
——即便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也如此？
——说到这上头，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回来以后，我确实撒过谎。不过“撒谎”这个词可能太重了：我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戈代我写完的，因为我患病，我刚在莫斯科住过医院——文章里说了苏联一些好话，其实我没那么想。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当你刚才还接受邀请在人家那儿做客，你不能一回到自己家里就把人家骂个狗血淋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还不太清楚怎样处理我与苏联、与我自己思想的关系。
——你第一次到苏联去的时候，是否已经知道集中营的存在？
——我已经知道，既然四年以前，我与梅洛—蓬蒂一起揭露过这件事。负责接待我的作家们拿这个跟我开玩笑，他们说：“千万别撇开我们去看集中营！”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斯大林死后集中营依然存在，尤其不知道这是古拉格群岛！那个时候西方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你难道不担心有一天获悉中国也有古拉格？
——人们多少已经知道一点了。你读过若望·帕斯卡利尼写的那本讲中国劳改营的书若望·帕斯卡利尼，汉名包若望，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北京出生、长大，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