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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杏把自己的衫角拉起来，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就笑了笑道：“让我说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你从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要游行就游行，要演戏就演戏，要北伐就北伐，要骂人就骂人；就是抄起家伙打仗，也说打就打！哪里见过这么粘粘糊糊，正所谓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周炳见她说得有道理，就点头承认道：“是呵，你说得不错。从前我是听党的指挥的。党说干，我就干起来！如今要我自己出主意，我怎么能出主意呢？叫人怎么不心忙意乱呢？”
胡杏跟着皮哩帕啦地，一口气到底地接上说：“炳哥，说起来就说吧！赤卫队里有人说，你稳是稳了，就是不冲。他们说你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他们说只要你同意，咱赤卫队就是拿不下广州，也拿得下仙汾。左领右里的街坊呢，他们也说他们的。他们说，目前东家要是不借点粮出来，大家免不了是饿死；今年的租子要是不免了，明年大半也是个饿死。大家都说想何福荫堂借粮、免租，除非你去跟何家大少爷说一说。你救过他的命，你说话就灵。还有许多人说，只要你跟何家大少爷说说我的事儿，何家就会让我留在家里养病，不会催着要我回去。可是我家姐倒不赞成。她说不该把什么事儿都堆到你的头上。她说她打算上省城去跑一趟，找我们二姑、二姑爹求情去……”说到这里，她的话本来已经都说完了，可是她的鼻子、嘴还在嘘嘘地喘着气，好像还有什么要说似的。
周炳低头沉思地等了好大一会儿，没见她再说什么，就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有咱赤卫队在，他何家要不了你去！”这句话看来本是一句普通安慰的话儿，可是在胡杏听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她知道周炳的为人，平素不轻易许什么愿，不过他一答应了什么，他是极其有口齿的，拼了命也不在乎的。当下她两只眼睛十分信赖地，静幽幽地望着那雄壮的青年人，柔顺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炳又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把胡杏当做小孩子了，把她当做大人了。他带着有点惭愧的感情说：“你所讲的都是真话。我真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心红，一会儿虚弱。跟弟兄们打打闹闹，跟你家的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是心红的，红得像一个烫斗一样，碰见什么，就能把什么烙得滋滋响；一回到这房间，一碰见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我那些好同事，我就虚弱起来了，我的心肝五脏都是空的，浑身是软不塌塌的，就像一团饭一样！……每逢见着金端、麦荣、冼鉴、冯斗、谭槟，我是心红的；可你哪里想得到，一离开他们，我就虚弱起来了！……每逢想到将来，想到革命成功，也许再远一点，想到共产主义那么一个天堂，我是心红的；可是一回到现在，一回到这座活地狱，我就又虚弱起来了！”
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故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麖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得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丽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捱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项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
“不错，大哥。我今天出来，正是为着这件事儿！乡下的你那些佃户，经过这么一场水灾，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伙请求你借点粮食，好歹多支撑几天。大家伙还请求你把今年的租子免了。不然的话，只怕今年过不去。”
周炳看得清楚，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一开头，好像因为受惊过度，变得那样苍白；后来，好像十分生气，满脸涨得通红；末了，好象没有听见谁说话似地，一切归于平静。
当他平静的时候，他说话了。
“老弟，你说得对。是应该这么办！天理良心，该朝这么走！”何守仁似笑非笑地说，“本月初那回，我没有跟你说过么？我说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要脸皮薄，只管找我，只管跟我说。今天你果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对。这就是瞧得起我！往后还要这么推心置腹，开诚相处才好！”看来，何守仁对于自己的语言，是控制得十分准确的，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直走。果然，他转弯了。他摊开两手，继续回答道：“不过，我们家里的事儿，你全都是知道的。现如今管家的是家父，不是我。我一定把父的话向他慷慨力陈，然而结果如何，还得凭他的高兴。他一高兴了，兴许能免三年租子；碰着他不开心，兴许连一粒谷子也不让。总之是没准儿！”
周炳满腔热情，满怀希望，想给那些耕仔们办一点事情，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结局。听那位县教育局长的发话，这件事儿肯定是完结了。周炳就是再痴、再傻、再呆、再戆，他不能连这么普通的一些话都不会听！正踌躇着，忽然有一个听差来到会客室，向那位矮小的局长禀报，说省府有电话来。何守仁站立起来，做了一个意思含糊的手势，也不知是跟客人道别，也不知是请客人稍坐一会儿，一个鹞子翻身，就走出了会客室。周炳跟着站起来，他的心冷得就像一块冰一样。他想起了胡杏的事儿。可是他又想，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自然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即使有机会开口，对着那么一个畜生，他也懒得提起了。他自己对自己说出声来道：
“可杀！”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走出了县衙门，经过那些监仓和高墙，回到“大市街”的阳光里面来。他本来也想过，办完了这件事儿，顺便回家走一走，看一看爹娘。可是如今怎么成呢？如今他多么焦躁，多么愤懑，他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三年没回去过的家！——于是他朝南走，朝西走。又朝南走，又朝西走……村过村，渡过渡，一直走回震南村小帽冈震光小学去。整整一个黄昏，他都不开心。他今天来回跑了八十里路，如今既不吃饭，也不走动，只顾坐在一张靠背木椅上发呆。谁知快上灯的时候，却来了一个陌生人，指名要找他。校役把客人领到他的房门口，客人朝着黑吗咕咚的房间问道：“周先生在家么？”周炳答应了一声，连忙点起煤油灯一看，只见一个矮矮墩墩、二十七八岁的男子，却不相识。那人见校役走开了，就对主人自我介绍道：“你不是认识一个姓冼的，外号叫‘研究家’的机器仔么？是他叫我来的。我姓李，——我叫李子木。”周炳一听，知道他是党里面派来的人，不觉大喜过望，连忙抓住他的手，热情充沛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