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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听了她二姐这番叙述，陈文婕不禁拍了一下桌子，义愤填膺地说：
“真正岂有此理！为人权，为自由，二姐你不能挺身而出么？”
陈文娣摇一摇头，叹一叹气道：“三妹，我可比不上你。你和李民天哪天一结婚，就可以组织小家庭，风流快活，自由自在。我那家庭是个什么家庭！复杂得很呵！”陈文婕纠正她道：“不。我们固然没有大家庭，也决不组织什么小家庭。说老实话，我总认为跟榕表哥那样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恰好这时候周泉挺着大肚子从二楼跑了上来，听见陈文婕这句话，只是抿着嘴笑。陈文娣一时找不着话回答，登时把那鹅蛋形的脸儿红了半边。陈文婕知道说错了话，要收也收不回来，正在为难，忽然听见楼梯登登地响，大家走到楼梯口一看，原来是四妹陈文婷佻佻挞挞地上楼来了。周泉一把将陈文婷拖上来，大家走到前面书房里坐下。陈文婷要听胡杏过五关的详细情形，陈文娣只得把那些讲过的话再讲了一遍。陈文婷一面听，一面嘻哈大笑，听完了，她就说：“如果我是胡杏，我就把那杯药喝了下去，看他能把我怎么的！”周泉说，“四妹，你还拿人家寻开心。那可怜的孩子，今年才十四岁呢！她样子长得好，可不能算她的过错呀！”陈文婕正正经经地提议道：“我看应该提给妇女联合会去办。哪怕只发一张抗议传单也好。”陈文婷反对道：“这年头，妇女联合会还敢管这些事？不怕别人说是共产党么？我主张咱们大家凑点钱，让胡杏逃走。逃到香港去也行，逃到上海去也行。”陈文娣规劝她俩道：“妇女联合会固然不成气候，逃亡也只是空虚的幻想。凡人说话做事，都要切合实际。”最后，周泉提议道：“咱们大家找文雄哥跟守仁哥谈一次话，看有什么好办法。他两个一定同情我们，也同情胡杏的。对人权和自由，他们也一定维护的。何老伯那边，文雄说话，还有些分量。守仁哥最近升了官，说起话来，气也粗些啦！”大家都认为稳健可行，都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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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博爱与和平
这几天，上海的人都没有睡好觉，大家都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是天气热么？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前几天的天气真是热。天上没有一片云，屋檐下没有一丝风，太阳把柏油巴路晒得稀巴烂、桌、椅、板凳、窗户、门扇都热得烫手。人热得整天喘气，很不好过。可是这几天刮起台风，下了几场暴雨，已经不热了。那么，是狂风暴雨扰乱了人们的安宁么？这样说，仿佛也不大离儿。那雷、电、风、雨是真讨人嫌。出门不大好，不出门也不好，电线虎虎地叫着，窗门砰砰地撞着，那卖汤团儿的竹筒声若有若无，那油炸臭豆腐干的叫卖声似隐似现，总之，仿佛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很不平静。可是如今台风也算过去了，还有什么东西叫人不自在呢？原来不是热，也不是冷；不是风，也不是雨。是那希奇罕见的政治局面叫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中国共产党人是看得清楚这种政治局面的，可是其他很多、很多人却一点也看不清楚。原来好象要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好象又不要革命了。原来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倒明明白白地不准反对了。原来日本军队在济南杀了许多人，连交涉员蔡公时都叫人割了耳朵，挖了鼻子，大家都以为国民革命军要和日本开仗的，如今却反过来要保护日本人了，对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了，日本人要缴枪就缴枪、要俘虏就俘虏了。原来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阎锡山如今倒革命起来了。而那原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张作霖，如今却叫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皇姑屯炸死了。总之，原来讲民族主义的，如今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甚至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对着南京开了炮，那些民族主义者还倒过去向他们道歉、惩凶、赔偿呢；原来讲民权主义的，如今却说政权归国民党所独有，国民要行使政权，还得经过训练，训练多久，谁也不知道；原来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如今却声称“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总之，看见这种光怪陆离的政治局面，上海人不能不头晕目眩，胆战心惊。金鑫里张家那个百无聊赖的家庭教师周炳，也跟大家一样，陷在这种极其苦闷的境地之中。
一天，气压极低，蒸郁闷热，气都透不过来，张子豪没有回家，陈文英已经出去了，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小兄妹来到楼下西厢大书房里，都嚷着不肯上课。周炳其实也没心思去教那糊里糊涂的课本，就向他俩建议道：“要是不教新书，我来教你们演一出戏吧。”张纪文没听清什么事，正待发脾气，摔东西，张纪贞却跳起来，举起双手赞成道：“好呀，好呀！演个什么戏呢？表舅你也演么？”周炳郑重其事地说：“我也演的。为什么不演？你们要知道，我是十分喜欢演戏的，我给千千万万的人演过戏，人家都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演员。”张纪文听清是演戏，这才断了上街去玩儿的念头，转怒为喜道：“表舅你先说说戏文吧，快说，快快说！”周炳有心乘机教导他一番，就说：“说戏文是一件正经的大事，不能吗呼随便的。你对说戏文的人，不能大模大样地命令他，只能够很有礼貌地请求他。”张纪文听了，就骄傲地扭歪了嘴唇，再不吭声。周炳凝神静想了一会儿，才慢慢地开口说道：“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了，在一个小小的树林子里，住着一只喜鹊，一只斑鸠……”刚说到这里，张纪文就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演喜鹊，妹妹演斑鸠。我是好人，她是坏人！”张纪贞也抢着说：“我才不干呢！我演喜鹊，哥哥演斑鸠。我是好人，他是坏人！谁都晓得，伊坏来些！”周炳说：“你们先别忙。还没听清戏文，只管嚷什么？演戏不比别的事，单凭嗓子吼是吼不出戏来的。演戏是要把假事变成真事，要紧的是这个变字。不一定是好人才能演好角色，也不一定是坏人才能演坏角色。不然的话，台子上的坏人都应该杀光，也就演不成戏了。”张纪文听了噘着嘴说：“怎么都好，反正我不演斑鸠。”张纪贞也说：“表舅讲戏文吧，别管哥哥。反正我演喜鹊，演定了。”
周炳笑了一笑，又郑重其事地往下说道：
“你们都知道，班鸠很凶，可是不会造窝儿；喜鹊很和善，又是个造窝儿的能手。这就苦了喜鹊。有一天，喜鹊出去觅食，回来一看，自己的窝儿已经叫斑鸠占据了。她非常生气，跟那斑鸠讲了一阵子理，讲不通，两家就打了起来。那斑鸠是个男的，气力又大，又横蛮，喜鹊哪里打得过他？不大一会儿工夫，喜鹊身上就伤了几处，血流了出来，毛也掉下来了，看看没有办法，她只好避开他，到另外一棵树上去造个新窝儿居住。可是不到三天，斑鸠喜欢那新窝儿，又把它占了。喜鹊不愿意住斑鸠住过的地方，也不愿意和斑鸠做邻居，就在离开十几棵树——快到树林子尽头的地方，又造了第三个更大、更密实、更漂亮的窝儿。可是斑鸠是个自私自利、贪得无餍的家伙，因此过了五天，他又把喜鹊的新窝儿给占了。到了这个时候，喜鹊才知道，对付恶人，光逃避是不行的，得想点办法。她飞到另外一座树林子里，找到了另外一只喜鹊，共同商议。那只喜鹊是个男的，性情温和，但是很勇敢，当下就邀她搬过来，另造一个新窝居住。那女的一想也对，就搬了过来，和他做了邻居。没几天，斑鸠住厌了，又想找现成的新窝儿。他飞到另外那座树林里，果然找到了喜鹊的窝儿。可是他这回碰到的不是一只喜鹊，而是两只喜鹊。他们打了起来。打得十分激烈。树林子里的其他鸟儿都飞出来，给喜鹊助威。结果，斑鸠输了，趴在地上，差点儿都飞不起来。从此之后，斑鸠只好住在旧窝儿里。那三个窝儿慢慢都坏了，先是有了破洞，接着就一个一个地散开。斑鸠不会造窝儿，又不肯学，只是对付着居住。到了那年冬天，风很大，又下着大雪，斑鸠冷得不行，就又飞到喜鹊住的树林子里，想找个便宜窝儿避避风雪。可是别人都防范得很严，使他无从下手。想放蛮强抢，但是想起上回吃过的苦头，又不敢动手，最后，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晚上，斑鸠冷得全身僵硬，谁也没有在意，就渐渐地结束了他自己那横蛮霸道的、很不光彩的一辈子。——这出戏叫做‘鸠鹊争巢’，到这里也就完了。”
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听了，都齐声叫好，都说一定要演这出戏。周炳再问谁演斑鸠、谁演喜鹊，两家又垂下了头，仔细寻思，答不上话来了。周炳又说：“演斑鸠要硬，演喜鹊要软；演斑鸠要凶，演喜鹊要善；演斑鸠的可以用身子去挤喜鹊，拿爪子去抓她的脑袋，使硬嘴去啄她的羽毛，可是喜鹊只能忍受，一直到最后那一场大战，她才起来反攻。你们谁来演斑鸠？”张纪贞胆怯地摇摆着脑袋，张纪文又想了一想，就挺起胸膛道：“要是这么着，我来演斑鸠！”大家商议定了，正准备搬动桌椅，忽然听见一阵阵哭泣的声音，从楼上隐隐约约地传下来。周炳定一定神，听听清楚，果然是有人伤心。从那声音听起来，还不止一个人。周炳说，“你们先练习练习，我去去就来。”他跟着哭声一口气跑上后楼，果然看见江妈和春兰对面坐着，悲伤饮泣，那小外甥趴在床上，睡得正熟。那两个女人看见他上来，开头惊了一下，后来看见他没有恶意，就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周炳问她们什么事，她们只是哭，却说不出来。周炳没办法，只得瞪着眼干着急。又哭了一阵子，还是春兰先开口道：“我们炳哥叫黑心烂肝的警察抓走了！”周炳暗暗吃惊道：“炳哥？你们哪个炳哥？”江妈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炳……我的儿子……全家靠他吃饭的……他们砍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