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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省交界处，由两省公安厅长押运过境并办理安全交接手续；铁路沿线检查专列的铁锤一律换成了铜锤，以防产生火花；机车用煤都要用筛子过滤，防止从煤矿带出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地区，所有的车辆都要让路，高压线路暂停供电等等。专列进抵终点站后，新疆军区派了三层警卫，内层３０米左右一岗，保卫部长李子香和副部长都在夜间亲自查岗，自治区公安厅长危良夜间亲自守车。从火车站到机场的运输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他们连续几夜不睡觉，查看从火车站到机场这条公路上的夜间行车规律，选择汽车运输的时机。最后选择在凌晨２至４点这段时间进行，因为白天公路上各种车辆多，行动目标太大，又不能戒严，一戒严就等于告诉别人有重大行动，反而不安全。
徐邦安说，第一次考察回到青海以后，院里派我到郑州，去跟空军研究改装运送产品的飞机。改装什么呢，要有一点保温措施，地板上要能放产品箱，要有固定的地方，货仓里要有保温措施。有一些部件用飞机运输，用２２１专列运到西宁，装上小飞机，起飞后经过兰州、酒泉，最后飞到核基地的开屏机场。那地方有一个前进指挥部，是个简易机场，再用直升飞机运到塔底下的装配工号。但有些东西还是通过火车运，炸药啊雷管啊，由专列拉到吐鲁番火车站，由那儿换乘汽车再运进去。还有一路是备用产品，开始先运到乌鲁木齐，在那儿待命，快试验的时候又运到东风基地。
原子弹里边有两个十分关键的部件，即核裂变部件和中子源，由２２１厂的副厂长田子钦押运火车至西宁，胡仁宇负责技术安全监测，公安部四局副局长高仑和张世昌负责押运，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１４运输机运送这两个最贵重也是最娇气的部分。那时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又是第一次运输，原本不大的东西，包装之后，连上飞机都困难了。
胡仁宇说，本来就那么一点点大的东西，先用一个东西包起来装个容器，把氩气充起来。然后用这么大一个鸟笼吊起来。为什么叫鸟笼呢？除了底和顶以外，四面都是铁丝网，然后用弹簧把那个东西悬起来，以免震动，一震就怕把它震出什么毛病来。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大木箱子装起来。当时也没更好的保温措施，就怕在温度很剧烈的变化底下，使它的几何尺寸和性能有所改变，所以搞到最后，东西很大很重。那时候从西宁到马兰，直飞是到不了的，可能走的是武威、清水。飞机中途停过，一架运输机，边上的座位是铁板的。上面除了机组人员，我记得就是高仑和我两个人。运去以前，在西宁的北站吧，现在听说是北站，当时根本不是，是一段废弃的铁路，在那里停了三天三夜。从飞机上卸下来之后就撂那个角上了，也不知道上那去，天天就在那儿呆着，人家送饭吃、送水喝。突然一个命令，大概是清晨，实际上天还没亮，来到机场运出去了。到马兰已经是傍晚。中途高仑老让我测那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必要测量的，可是高仑非要我测不可，我也没办法。我那时候晕机晕得厉害，我认为不会出任何事情，在飞机运输中，那个次临界不会出现问题的，这点我还是知道。但高仑他是领导，他叫我测，我也不跟他辩论，辩论也没用，他叫测我就测吧。
在严密组织和保护下，核装置安全地运到了试验基地。１０月４日，两枚原子弹装置的运输工作完成，其中正式试验用的５９６－１全部运至试验基地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５９６－２和专列在乌鲁木齐待命。随后，张爱萍命令运输组立即离开场区，想办法隐蔽运输核弹的专列。这样做是考虑到苏联对罗布泊试验场区相当熟悉，最早的规划设计就是他们帮助搞的。另外这一个时期以来，场区人来车往，成千上万的人员和车辆昼夜不停地布置各种效应物，有飞机、大炮、坦克、舰艇、楼房、火车、马、猴子、老鼠、假人和各种布料、民防工事、导弹竖井等等，加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谁都看出来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临试验前，又考虑到乌鲁木齐的政治形势相对来说不如东风导弹基地，所以就将专列拉到了内蒙古额济纳境内的东风基地，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
９月２９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
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开始进行原子弹的整体装配。徐邦安说，两个原子弹装置进去以后，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把几个部分装配起来。产品的装配要编一个程序表，由我来编，那个要求非常细，前十几天负１３天吧就要进入这个程序，整个基地的工作都要按产品装配的进度安排。装配的程序我了解得还是非常细的，最后两个程序要按小时安排，对每一个人都要定时间、定任务，重要的环节还要有监督。当时装配人员所用的工具都要事先登记，你带进去多少，完了以后都要清点，看有没有丢到原子弹里边的。做一步记录一步，测试一步，很严很细。装配工号面积大概有三百多平米。产品进出当时想得很巧妙，半地下室你要进去的话会有一个斜坡，人推推不动，容易出事故，所以就在房子的一侧建了一口井，露天的。产品推到井这个地方，用吊车再吊到铁轨上边的一个容器里，这样就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负责整个原子弹装配的分队，是蔡抱真领导的１２个人。装配间距离铁塔只有１５０米，是一间温度相对较低的地下室。蔡抱真说，我们主控站工作队共１２人，由我和装配车间副主任吴文明带队。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地现场最终装配好５９６。到了基地，先搞预演，然后停下来待命，无所事事将近一个月的时光。九月底，上面布置要做好１０月５日打响的准备。我们又高兴又紧张，终于要真枪实弹地干了，不再玩假的了。原子弹除了它点火要同步，而且所有的部件密度要均匀以外，主要就靠你装配的精度了。这个产品本身是在２２１厂事先预装过的，整个装好了，前前后后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拆开，分别装箱，装了二十几箱，运过去了。箱子都有很厚的保温层，里面垫上毛毡还有棉花。怕不保险，那时候运两发，一发是正式打的，一发是备用的，不合适的话再装第二发，产品本身都是好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早去的，五号球是最后才到。去了以后，我们马上把它弄好以后，整个测试一遍，测试完了以后自己先装一次，合适了放一边。到正式装配了，马上再装上。前面试装配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屋子比较小，堆得很满，所以我说那样吧，一边东西往下吊的时候，底下我们就开箱，要不放不下。箱子打开以后，零件不大，我们那儿有架子，元件、零件就往架子上放，这样多余的箱子可以拿出去。元件箱子一套就十几个，两套就几十个，这几十个大箱把我这都堆满了。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请示队里头，没请示陈能宽他们我们就那么干了。外面就奇怪了，你怎么箱子刚往里吊就吊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有点儿怀疑了。我说了这个意思以后呢，他们觉得可能有问题，你那么慌张，一边接产品，一边又要开箱，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紧跟着收拾完以后，他们就下来检查。本来他事先有个想法，好像你们太慌张，肯定会出事。检查的结果还真发现有问题了，一个元件上面有一个压坑，这下可不得了了。你看这不是碰了嘛，这么慌怎么行？不行，不能那么干，停下来，要整顿。我们当时就查了半天，说谁碰了？谁碰了我的原子弹？谁也没碰。那就整顿呗。到处查问题，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质量方面的，主要看你措施够不够，有没有隐患。主要是在思想上重视，不能慌，这样整顿了两三天。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冤枉我们了。因为我们每个产品都是有质量记录单的，因为产品先来，产品是飞机运来的，人带着记录单是坐着火车来的，所以它这个产品质量记录单就来得稍晚一些。等到资料带过来的时候，我们一查，那个坑是原来就有的，它有记录的，不是我们碰的。不过当然喽，领导说要查查，要小心，这也没错，万无一失嘛，总理反复讲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那个碰了的件也没有用，不是有两套嘛。
核试验的时间一天天临近，试验场也越来越沉静下来。对爆炸那一刻的焦急等待，让大家非常难受。
张蕴钰说，我说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就是这个等字。这世界上什么最长？等。你等你的爱人要来，她不来，你等，那个时间最长了。你等那个试验爆炸什么时间会来，因为都准备好了，就一天一天地这么熬。所以我说这人世间最长的时间就是等，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那个等真叫心焦。到了１２日那天，张爱萍他是总指挥嘛，召集开会，确定试验的时间。按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能在国庆节之前爆响原子弹最好，可以大大宣传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几次这样说，张爱萍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听说是周总理的指示，要等国庆邀请来的国宾离开后再试验。
张英说，那天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这事已反复多次。那时核试验牵涉到一些政治问题，只有国家下决心，让什么时候响就什么时候响。总理还打算过，不行就准备过冬。但原子弹已经在那放着，这么等着总不是个办法啊。这样再拖下去，说不定要出什么问题。那时工作紧张，精神也紧张。当时我负责所有部队的行动，工兵、实验、防护、机关等等都归我管，防护工作都做好了，到时候按名单检查，保证安全。安全是个大问题，光、冲击波、核辐射都要计算好，仪器、设备放置好。当时按计划定了，主控站地下室里有个控制台，当时是张震寰、忻贤杰负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