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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学普遍认同的一个公理是：“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一样的。国家就不必说了。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的设立，其实就是防止出现绝对权力的一项有效措施。即使是独资的私营企业，仍然是要通过分权和互相制约来实现企业的正常发展。那些以为能够掌握企业绝对权力的企业家们，至少有一点是没有想清楚的：与国家相比，企业没有“叛企罪”，所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人才绝对流失。
男人其实都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美女。这两样东西都能够满足男人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不过，这两种欲望即使加在一起，也没有超出动物本能的范畴。如果这些所爱能加上一些“味精”，比方说“成就感”或“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感，那味道就好得多了，就有了一点人性了；甚或，还能再加些上等“鸡精”，例如“使命感”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深明“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悟性，那就有一些神性的超然了。
因此，在官场和商场的权力游戏中，不要忽略身边还有别的男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玩儿的游戏，学会与人共同来玩儿，才会使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嘉靖比当下的许多企业家看得透，想得明白。不管怎么说，一部《大明王朝1566》，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明朝人才济济的场面，嘉靖也正是通过让这些人才多少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并且使这些不同层级上的人才，对于到手的权力产生依赖，并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中上了瘾，才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官场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嘉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成熟的生命都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但是，人们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逐当中，是不是还能保持理性，牢牢把持住自己真正的需要，善始善终，最后全身而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一切权力者的幸福都来自于被支配者的幸福。
权力的使用期不会超过个体的生命期，企业家也不例外。
皇权政治的两难（1）
曾经看过一部写秦始皇的电视剧，剧中有一段嬴政与吕不韦的对话，很有意思——
嬴政：“从小你就告诉我，天下是帝王的天下。为什么你现在却又不让我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而要去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吕不韦：“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天下最终就是你的天下；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是我的天下’，这天下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天下。”
怎么想、怎么说和怎么做，在中国人眼里是可以分开来的。历代帝王的“内道外儒”，实际上却成了“知”与“行”的割裂。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开始经历了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形成了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认识论命题。后来由南宋儒家学者陆九渊和明代儒家学者王阳明等一脉发展出的陆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命题，成为唯一堪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
有人认为，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陆王心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群峰中的另一座高峰，一座后人迄今怀着崇仰心境的思想高峰。
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学界又出了一位巨星式的人物王船山，他针对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认识论的发展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久前，我与刘和平有一次对话。在对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刘和平自己得出的命题是：“知行两难”。这个命题在我看来，表明刘和平在经历了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已经陷入了某种思想上的惶惑。“知”难，在于人对这个世界不可全知；“行”难，在于按照仅有的所“知”去“行”，恰恰会碰得头破血流。（在《大明王朝1566》中，刘和平就借胡宗宪的口，说出了他对“知”与“行”的困惑：“圣人的书都是给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
而对于这位剧作家关于“知行两难”的命题，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精神熔历史一炉，思想与形象齐飞”的历史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就是他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命题的阐释，与其用学术的语言写成专著，不如把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倾注于历史剧这样一个思想的载体，借助再现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来表达这种深刻的哲学思考。
刘和平是这样去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是雍正难题也好，还是嘉靖困局也好，都表现出一种知与行的冲突；不论是严嵩的两面性，还是海瑞的偏执性，无不表现出“知行两难”的悖论。而这些思考的共同前提是，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在皇权政治的背景下，中国人遵循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其实百无一用。诚如《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劝说高翰文的那句话：“既然中了科举，就应该在翰林院储才撰书，不应该妄论国策”，更不应该亲自操刀！因为“知行两难”。
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他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问题》等。萨特曾经发现，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和论证，总是无法全部展现他的哲学思想，于是便选择了用文学形象来阐释哲学思想。在文学方面，萨特的主要遗产是小说《恶心》、《自由之路》三部曲、短篇小说集《墙》等。萨特的戏剧创作最为世人瞩目。他生前发表了11个剧本，其中《苍蝇》和《禁闭》被誉为现代戏剧的经典式作品。由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存在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法国以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皇权政治的两难（2）
我无意将刘和平与萨特相比，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对于大众来说，现代思想并不一定非要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来表现，进步的思想也不一定都存在于那些用一串串的定语和状语来精确表达、通篇都是长长句式的论文当中。“形象大于内容”，思想家也可以是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是思想家。而且，只要把思想注入到中国的历史当中去，就一定可以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历史片断”，这些片断在注入新的思想，并经过作家逻辑的整合之后，完全可以实现“思想深度”与“市场广度”的结合。因为，只有深度却没有市场的思想，只能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没有深度的思想，即使有市场，也是缺乏营养的“快餐食品 ”。
正是基于“知行两难”的现实观与历史观，《大明王朝1566》的整个剧情发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而剧中描写的所有人都在这种两难中活得很无奈，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官场争斗中，被那无形的命运牵着走。角斗的各方，尽管都是绝顶的聪明之人，但天机算尽，到头来却都因某些自己也无法把控的因素，被迫选择下一个不知后果的应招。一切人的“知”与“行”，都在两难中徘徊。
国库亏空，嘉靖两难：知道严党贪墨，却还要用他们去敛财，并且要把他们提出的“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浙江出了灾情，赈灾与“改稻为桑”又是两难，采纳高翰文“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后果如何，无法料定，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嘉靖对领旨谢恩的胡宗宪说：“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我们都勉为其难吧。”
严嵩难，当个总经理，手下得有人干活，干活的人自然要权、要钱，而这些权和钱，都是皇权之下的派生物，给少了，下面不干，给多了，皇帝不舒服，所以他也很不容易。培植一批人固然不容易，因为调教是个大问题，而更难的是，如何对付嘉靖的猜忌与防范，真是如履薄冰！
胡宗宪不容易。他是严嵩的弟子，谁都把他当做严党的人，连嘉靖都话中有话：“做人难，做官难，都不难。不做小人，做个好官，这才难。严嵩对你有知遇之恩，‘天地君亲师’，你不愿意忘恩负义，这是不愿做小人，朕体谅你。可不要忘了，你做的是我大明的官，不是他严嵩的官！”
当嘉靖逼问新安江大堤决口内幕时，胡宗宪不得不说：“……国事艰难如此，倘若兴起大狱，牵及内阁和六部九司，天下立时乱了！皇上现在要问新安江大堤决口之事，臣无言以对，也不可言对。恳请朝廷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彻查。臣的苦心不只是为了严阁老的知遇之恩。严嵩当政20年，到底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行为，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言外之意：你们之间分民脂民膏不匀，管我屁事（1561年的胡宗宪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