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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注＇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中国人的素质
第六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各自头上的辫子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注＇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但他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副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