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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尝试。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其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上述所述未能说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益了。其三，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来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协调的回答。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彻底脱胎换骨吗？那些能够觉悟到这是改革的必须之举的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种彻底的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富有才干的人去巡察了，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注＇中的训示，显然是希望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感化人们。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没什么结果，却是改善当时道德的常用处方。一旦无法奏效，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事情只会发生表面上的变化，而结果却无一例外地等于零。我们在那位能言善辩而腿是石头的老人这则寓言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训诫无能为力的话，还可能指望榜样或许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经谈及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往往不能产生人们想要的结果。这就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推动力。就拿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注＇为例，据说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属官员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有多少下属会诚实地与他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又会怎样？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依赖办事的中国中间人不认可他的改革计划，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非常无助。但如果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于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位官员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一切恢复原样。
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舍此别无他途。一位聪明的英国官员，如果知道“东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论的可怕结果——席勒＇注＇称之为即使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如果他了解永久“改良”中所牵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准确地预见改革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善待罗罗＇注＇，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注＇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下面有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失却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这个帝国悲愁状况的写照。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注＇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
把中国带入“姊妹国家”而使获得新生，这是个西方国家刚刚广泛接受的观点。而把中国引入“妹妹关系”，却的确不是复兴国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起到什么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敏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它正忙于着手让外国之间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它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或许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质量不令人满意，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注＇，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假如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会对狗的性格产生何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差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朗姆酒＇注＇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和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
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这个处方一直在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外国的东西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无疑迫切需要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泱泱帝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清。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安生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未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注＇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十分无助，并且“无人可去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厉害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变化，引进了也不堪忍受。他们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际例子，为什么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实行，他们不像一架埃森＇注＇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立刻开火。
培养了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恺撒＇注＇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注＇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切肯定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与基督教扎根于人们心灵相对应，这些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听一听文化的伟大倡导者马修·阿诺德＇注＇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