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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没有希望。许多人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不好办的。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这些人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没饭吃的人，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
的确，有些大城市也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了救济，那里集中了饱受贫困的人。救济的数量也的确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最为严重的灾情，丝毫不起作用。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继续生活，朝廷无能为力。如果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税赋，于是，地方官员一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耳熟能详，但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会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游荡，却不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尽管地方官员的确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这就可以为今后更多的事情开了头。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官员接任。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
看来，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做法，是基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实际的民族，凭借一种本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因而几乎不可能去试图联合起来。然而，我们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无限的忍耐力。正是这种无限的忍耐力，使中国出现了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饿死，而装不下的粮食就近在飓尺，伸手可得。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心肠变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打仗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了。受这些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受着折磨；尽管他们与这些苦难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灾难一旦降临，因为好像不可避免而又毫无办法。便只有承受了。如果这些遭灾的人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庭去尚能以乞讨维生的地方，他们就会这样做。如果整个家庭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带上所能带的东西各奔生路，如果能度过饥荒，他们就会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济，所有的难民便会在仲冬时节千里乞讨，去别的省，他们希望那里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干活，活下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洪水退去，乞讨的农民重回家园，尽管土地还松软得无法承受畜耕，他们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然后熟练地播上一些麦种，重新走上他原不应该走的乞讨之路，直到有一点小小的收成为止。如果上苍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确切地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可能就在不远处徘徊。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据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业已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这种能力被恰当地称为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能力的。尽管面对明显无望的境地，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失望，或者说，他们看来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经常还是反对抱有希望。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也从不怀抱任何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似乎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他们看来也不去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等着他们。
但是，“忍耐”和“坚忍”这两个词肯定无法完全涵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美德。我们也必须考虑他们在不幸遭际之中心境平和，这种似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常乐”。我们主要是要人们注意这些美德；我们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无论如何表达，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和算命，其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各种力量进行一种直线式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数不清的中国人依靠这种普遍面实用的理论来谋生、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但它在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现实的，起作用的。听到一个不幸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如果失去希望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就要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许中国人的“命”与土耳其人的“命运”不一样；但是很显然，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存在的民族，肯定不会愿意去与命运作激烈抗争，他们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这是希腊人的古老的说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而他们从中学到的课程全都具有保守的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憾。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一无所知。然而，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活在前朝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理，能用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即使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本来可以更多地去了解，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这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阻碍着进步。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由于他们熟悉现今其他国家的经历，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际，迁移是一个简单明了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们推想，中国人最易接受这个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证。但是，对于这个缓兵之计，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理由是那样他们就会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理论，他们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
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
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