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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区别。尽管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某个位置呆上多长时间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他会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个手工艺人，他会呆在一个地方从晨光曦微干到天色变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日复一日，单调得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意识不到有什么单调需要变化。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各种限制，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调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没多久就会差不多发疯的。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佛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孩，一生下来就乱动乱扭。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滑稽的动作，活像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常常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或者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理解所有的外国人的一个共同喜好：不去什么地方，只是走走；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西方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在乡下奔跑，像玩纸上打猎，即“狗追兔子”的游戏那样；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西方人会整个下午站在太阳下面，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走不过去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只球，为了在另一个人的“垒”里“毙掉”它。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佣人，一个外国妇女为什么打网球：“她这样奔来奔去，人家付给她多少钱？”告诉他“没有钱”，他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事情，他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无法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明白。
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一般地说，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不考虑。他用不到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到别人安静。“婴儿夜啼”只管啼，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时时间，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倒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举办一场这种能力的考试，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住房拥挤的事情，但这是常事，他们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或者说这种不方便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就会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现出中国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经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人望而却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搁置不谈，我们只去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注＇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话。“最高的召唤和选择”，她说——带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至少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注＇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折磨。”毫无疑问，这种人就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当他干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但是，中国人也许在别人仔细观察之下才会干得最出色。在外国人不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总是很快厌烦于好奇的中国人的围观。我们时常声称，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会“发疯”，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国人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一他会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些强烈地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要安静，生病时也要求免受不必要的声音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证安静这个康复的必要条件；如果康复无望，病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有最为明显的对比。病情是一种信号，与病人有关的各式人等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扰，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会有人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驱鬼而弄得乌烟瘴气。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幸福的解脱。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对此，西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接受。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时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一个中国人总难免官司缠身，哪怕全然无辜，也会毁掉自己。这样的灾难许多不仅是可见的，而且可以感觉到它们在不断地悄然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慢慢收紧。对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果。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正因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亲眼目睹过饥馑年月里上百万个默默饿死的人，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谜，或多或少而已。我们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所不往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二章 轻蔑外国人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意识到，中国的这个商业中心已经与欧洲有了三百六十多年贸易往来。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并没有多少值得自己引以为豪的表现。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看作野蛮人，并且用对待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条约中写有专门一款，原先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把“蛮夷”视为“外国人”的同义词，现在不再允许了。
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行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受这些民族的奉承。这些奉承虽说是危险的，但因为情有可原，也就十分有效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都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满足自己的要求之时，他们就更深信自己民族不言自明的优越，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外国人占领北京。从那时起，尽管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最终认识到了外来文明和外国人的价值。然而，用不到与中国人有多少广泛而亲密的交往，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就会相信，无论官方非官方，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都不能说是尊敬的。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蔑我们，他们也会在交往中经常无意地表现出屈尊与恩赐。我们目前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象。
服装是中国人首先感到外国人奇怪的地方。其实，我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骄人之处。确实，在我们看来，各种东方服装都是臃肿，摆来摆去地限制“个性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敏，不同于东方任何一个民族。当我们考虑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他们自己时，应该承认，这种服装式样对他们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当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审视我们的服装时，他们觉得一无是处，可供挑剔的地方却也不少，更不用说嘲笑了。东方服装有个原则，就是宽松，宽松得可以遮住身体的线条。中国绅士不会贸然穿件紧身短上装就出去抛头露面，但在中国的外国租界，许多外国人出来时就穿着紧身短上衣。这种短上衣，还有双排扣礼服（实际上一粒纽扣都用不着扣），尤其是那些可怕的、不成样子的、偷工减料的“燕尾服”，真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