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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他就会对某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讨厌——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他，还是给他涨工钱！此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这样或那样地被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点钱，也好比为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注＇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的“柔顺”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久已失传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这种艺术从未发掘过。但是，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还高兴地赞同补充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卑贱的人，并允诺，你所特别指出的那些缺点，会立刻、彻底、永远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你十分熟悉，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但是，尽管这些允诺在本质上是空虚的，却不可能不使你暂时息怒，如果注意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允诺所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章 心智混乱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注＇，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