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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狱中同志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叫我找到进步书籍，然后包好书皮，在上面写上《江湖奇侠传》、《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名拿给他，他还叫我蒸一大锅馒头，在其中一两个里面放入些铅笔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不断做着这些事，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
１９３６年冬，他出狱了。我们仍有来往，不久他去了上海。１９３７年７月底，我也去了上海，又常见到他，他依然干着革命工作。８·１３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了华北，他当时似乎还留在上海做救亡工作。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因为我在八路军，他在新四军）。
全国解放后，他的儿子许雷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已在新四军的一次战斗突围中牺牲了。
我深深叹息——他，许晴，多么好的才华，多么睿慧的才智，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我捧着他的照片，仿佛又回到了３０年代，我又看见了那穿着囚服，那年轻微笑的脸。
杨沫
于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病中
据《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记载：
１９４１年７月日伪军集中１７０００余人，分数路向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合击。华中鲁艺进行转移。７月２４日部分师生在建湖县北秦庄遭遇日军偷袭，在突围中，丘东平？穴陈毅的秘书，鲁艺的实际领导？雪、许晴（戏剧系主任）等３０多位同志牺牲。
１９４３年７月７日，陈毅为《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写的前言中，对丘东平、许晴等烈士作了高度评价。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非常怀念许晴。当他的儿子许雷来访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要放下手中干的事情，亲自接待，娓娓交谈。
母亲身体不好，找她的人又多，对很多陌生人，她常常让阿姨推说自己不在家，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候，许雷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如果要来了，母亲无论身体多不好，总是随来随见，嘘寒问暖，当成贵客。临走时，还要亲自给他送到门口。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有令，任何人来家吃饭，都要交粮票，否则不给饭吃。但对许雷，母亲却实行特别优待，可以不要粮票。每次他来，还总设法弄点好吃的招待。苹果、橘子、香蕉等这些水果，母亲很少给我们孩子吃，许雷来了，却都能吃到。母亲的日记中还记载曾给过他钱。
有一次当许雷走后，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是一位烈士子弟。他爸爸是一位烈士，宁肯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敌人的监狱里很英勇，谈笑风生。
多少年过去，母亲总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直到晚年，还重印了很多很多许晴的照片，并小心地保存着许晴的坟墓相片和华中鲁艺烈士纪念碑的相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从网上查到，新四军团以上干部阵亡名单中果然有许晴，简历如下：
许晴（１９１１—１９４１），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江苏扬州，中共党员，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分院戏剧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４日凌晨，在掩护鲁艺师生第二队突围时牺牲于建湖县北秦庄。
解放后，在建湖县北秦庄建立了纪念碑。这是全国惟一的抗战文艺工作者烈士纪念碑，上有张爱萍将军题词：“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二
母亲在日记中经常批判自己的斗争性不强。
我感到，这是因为母亲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肃清，所以不那么左。对所谓的“堕落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也不那么横眉怒目，落井下石。
她确实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严重。１９５５年搞肃反时，她作为文化部外调组组长，去上海、南京外调了半年多。白天外面跑，晚上写材料。虽然日夜苦干，费了不少力气，却没搞出几个“胡风分子”。当时创作所的党支部书记李英敏同志还曾在大会上表扬过她。不过单位调级时，却借口她没写出剧本，惟独没给她调。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谈起这件事仍耿耿于怀。她说被外调的人，有些是定不下来的边缘人物，若要稍稍带点倾向性的话，就会增加不少“胡风分子”。可自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为了立功，有成果就多揪出几个反革命。结果虽给被调对象查清了问题，还其清白，自己却一点没得到好报。
如果她的斗争性强一点，１９５６年哪至于惟独不给她调级呢？因为母亲与关露、王莹关系良好，５０年代有关部门的一个干部曾找到母亲，请母亲监视她俩，定期汇报。被母亲一口回绝。那时候，组织交给你这个任务是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个人会有好处。母亲的态度让这名青年干部十分惊讶，随之是钦佩，以后他成为了母亲的忘年交。母亲对自己的老朋友挨整总抹不开面子，不那么划清界限，反目成仇。
１９４２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１９５３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励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１９６０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１９６０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２０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５００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５００元，极其罕见。
１９６２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１９６４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５００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３．１５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２４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４０５页）。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７年之后，１９７５年７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