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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做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幸福的爱情。这，可能和人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有关系。倘若高晓声真的如我所说，也绝无什么可以指责的。
他有名了，大作家！
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
全家户口迁到了常州城。
大女儿安排了工作。
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
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他执拗得很，大约觉得自己的小说艺术已臻化境。他十分讨厌有些小说家接受西方各种流派的影响。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回忆同高晓声的对话：“我说，中国新文学的铸成，自‘五四’起就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倘无西欧、俄罗斯文学不断介绍与参照，新文学的肌体就难以长成，现在沿此路子仍是不断地进益之法。至于有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形式和不成熟，只可在不断磨练中渐至成熟，总之不吸收外来的养料，文学是难以得到健壮的。他认为不然，他说文学的主体只能是民族的，外界的借鉴不能替代自身的血肉，表现手段与语言之驾驭必须是中国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始可以匹敌于天下。这是他坚守的文学见地，我们并没有谈得拢。”
——这与林斤澜是完全不同的。林斤澜见好全收，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对外国文学，他尤爱梅里美和契诃夫。《尤利西斯》他也读。２００３年在温州，整整八十周岁，他还向我要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后说有些不懂，对其中两篇有很大的心得，回京时，把“博尔赫斯”也带去，说还得研究研究。
高晓声的脾气的确变大了。林斤澜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澜夫人——笔者注）、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是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
但高晓声对林斤澜这位老同学是很友好而尊重的。当年，他不满评论界对林斤澜的冷落，曾分别对两位评论家说，林斤澜是很值得书写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林斤澜的，高晓声当面不提。
林斤澜写中篇《李地》，其中《蛋》一章，有这样的情节：６０年代初，李地做贼一样，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让高桩柿“交换”。鸡蛋值六分钱，李地要换两分钱的盐，两分钱的线（黑线白线各一分），一分钱的石笔，一分钱的冰糖。高桩柿说冰糖一分不好卖，李地说包点末末也可以。高桩柿才说：“刚才鸡蛋是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四就抹掉了。不过秤杆稍微软一软，就是六分五厘，五就入，一入就是七分。”说着“啪”的一声，在算盘上多拨了一个珠子。高桩柿宣布：“现在还有两分，你拿个糖球走吧。”李地不要糖球，说：“我要冰糖。”——原来女儿四岁时，看童话书“冰糖甜瓜”，不知冰糖为何物。李地说，你读书时，妈妈给你。三年过去了，女儿背上书包，问李地要冰糖，李地给她一个指头，把话岔开。不想大半个学期过去，昨天，噙着眼泪回家。问其故，原来老师又讲童话“冰糖甜瓜”，顺便问道吃过冰糖吗？同学们一片连声回答：“吃过……”高桩柿想到自己饿死的女儿，便在碎末里挑了一片指甲盖般大，指甲盖般薄的冰糖，用报纸包起来，郑重地递给了李地。
林斤澜的这个细节，从高晓声那里听来。写作时，林斤澜特意去信高晓声，问这个细节你用不用，不用我用。高晓声同样写信，说：“这个细节我不用，绝对不用。这个细节的版权不是我的，我也是听某某某说的，他现在根本不搞文学了，你放心。”
我问林斤澜，如何看待高晓声的创作？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这不免有些投机，但当年许多作家确是这样的。这是当年的“时势”。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于是，高晓声抓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的艰难，《“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以及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主人公也是陈奂生），高晓声的名字叫亮在文学的青空，短篇两度夺魁，掌声如潮。从《１９７９年小说选》开始，到１９８４年，小说集一年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出过。可是，《１９８５年小说集》没人肯出了。何哉？盖文学“赶点子”“爆响”时期逐步过去，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正常状态。
林斤澜说：拿打响的小说与同时的作家比，有技高一筹的感觉，但还不算高晓声的小说精品。后来的《钱包》《鱼钓》《山中》《飞磨》走哲理小说的路子，艺术上更讲究，更精致，有发展，是小说精品。哲理沉重，又不可多得，读者评论家一时喧哗不起来。但，高晓声在文学上的确进入了新的境界。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１９９２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１９８５年小说集》的问题，他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１９８８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人喝彩。１９８１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离散，１９５０年，林斤澜到北京人艺去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叫《祖国的召唤》，写抗美援朝。当然稚嫩。这一年高晓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收四财》，叶至诚则别着驳壳枪土改。
林昭则分配到《常州民报》当记者。
“这是个才女，这是个烈女，这是个圣女，”林斤澜反复说。
林斤澜再见林昭，是在１９５４年的北京。是年林昭以江苏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名教授游国恩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北大创办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林昭是编委。当时编委会成员阵容如下：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钟；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
１９５７年，“风满楼”时刻，另一个编委张元勋遭到“左派”的批判。张元勋回忆：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有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当“左派”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毋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当然是右派。当年北大８０００骄子，竟有１５００人中计罹难。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啊，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
她的妹妹彭令范回忆：“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炎，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许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林昭回上海不久，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