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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5期-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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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1937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做序,后者由朱自清做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陶。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大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涣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1944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对贵阳这件事,林斤澜一篇散文《亭子里的眼睛》也不约特意提到,“现在他父亲回归道山了”。可见林斤澜往心里去了。 
  叶至诚“回归道山”,林斤澜立即写《念至诚》发在《钟山》。旋又“无端觉得《念至诚》那篇文字,写得草率。无端以为那样的文字,不能让至善至美看见,更不用说叶圣老了。”林斤澜又写了一篇《再念至诚》,发表在《文汇报》上。 
  林斤澜说,他和叶至诚高晓声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叶至诚一家三代都认识,都觉得亲切。三代作家,三代好人。 
  1950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分手后,林斤澜即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后来转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叶至诚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参加土改。他作词《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叶兆言说,“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1956年春天,刚满30岁的父亲已是省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妻子是江苏锡剧“皇后”姚澄。 
  可是,叶至诚不是当官的料子。他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大作家。 
  灾难很快降临到叶至诚的身上。陆文夫回忆道: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的6月6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 
   
  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要求艺术变革(注意:并非变革政治!)的一群人,活生生被打成右派,打入另册!叶至诚在一个会上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摘掉帽子,这是照顾关系,他毕竟是叶圣陶的儿子。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畸形儿。但,“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容,最终一网打尽,无一逃离厄运。只是叶至诚有个容身单位,高晓声就一棍打死,一撸到底,遣送老家当农民,“土里刨食”。 
  南京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北京文联的秘书长也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林斤澜逃脱了,结论是:“没有材料。” 
  叶兆言说,“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20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又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摘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仕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1957年的‘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做任何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林斤澜说,“文革”时,北京文联解散了,他在一个电影院里当了领座员。这个活比较轻松,今天看去有点滑稽,那时的电影绝不好看,要不然,领座员还真是一个美差呢。后来林斤澜调到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图书还没有你家多呢。”林斤澜便称病在家了。 
  我看到一则“文人轶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指公平交易。‘文革’中,林斤澜买扒鸡,付钱讫,售货员亢然高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林稍怔,见彼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曰:‘吃鸡不忘毛主席!’方得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一个工人作家在身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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