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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那么简单了。
（未完待续。）
第一千二百九十二章 大明宗室
公司平息了中原各地混乱的同时，远东在沈阳的各个部门已经基本搬迁完毕。公司总部暂时设在大明皇城内部的几个宅子。
北京的市政建设还在规划之中，和沈阳相比，这里没有上下水厕所，没有二十小时热水，也没有电灯电话，所以现在公司各部门的办公条件还比较艰苦，这些现代化的设施也只能寄望于明后年了。
公司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的步入正轨开展工作。虽然在公司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可如今公司初入中原，各种工作依然堆积如山、千头万绪。
好在公司现在物资情况非常好，就算是一直略有不足的粮食，如今也不算什么事情了。
首先是长江舰队执行“劫掠江南”计划，战果极其辉煌，劫掠的粮食大大的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后来中原各地的大商人相互勾结，通过造谣、煽动各种卑劣的手段，在各地哄抬物价，使得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
面对如此危机，远东公司马上做出了反应，迅速平息了各地的混乱局面，沉重的打击了各地的传统封建势力。
公司在这次行动中，不但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民心，通过各部门的努力，还将中原北方十余年来一直高居不下的粮价，直接压到了“白菜价”。
使得中原各地的大小粮商，纷纷把他们囤积多年的粮食，全都低价卖给了远东。公司在这次经济战中不但没有承受太大的损失，还从各地粮商手中购买了大批的存粮。
这也彻底的解决了公司目前的粮食紧张问题，起码这两年公司不会因为缺粮的问题，而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
公司也趁次机会，在中原各地建立了完善的粮食战略储备系统。每个县都成立了一个战备仓储小组，由专人负责各种物资的管理，并由当地的驻军部队看守。
当然，因为时间仓促，条件有限，公司在各地的现代化战略储备粮仓还没正在规划之中，只能利用大明原来的落后的官仓和军仓暂时存粮。
随着大批粮食等物资在中原各地陆续被纳入战略储备系统，公司也终于在中原完成了第一次布局，为接下来的基层工作奠定了基础。
远东入主中原以后，为了保证中原的稳定，并没有触动传统的地方封建势力。尤其是以士绅官僚为主的士大夫阶层，公司一直非常谨慎，除了暂时保留了各级官吏的存在，还尽可能的延续大明的各种体制，但是公司对大明宗室和勋戚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朱元璋立国之后，为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可他却给自己儿孙们制定非常高的俸禄标准。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大明一品官员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从十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朝廷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
这还仅仅是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多。
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而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官员发现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
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
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朝廷政策已经如此优厚，这些皇子龙孙们仍然不满足。他们依仗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当地巨商相互勾结，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几乎都被其垄断。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这些藩王和勋戚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积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
远东公司对于这些朱家子孙当然不会客气，中原战役远东军各参战部队，在情报部的协助下，对大明北方各地的藩王、宗室和勋戚采取了的残酷的清算政策。
虽然没有对他们实行大规模的杀戮政策，但是却对他们的所有财产予以没收。所有的宗室成员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归属于远东军情报部负责管理。
远东情报部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登记甄别，然后分批送往了海外的各个控制区。男子青壮以后的命运，将会在各个海外控制区的苦力营中度过余生，几乎没有人活着离开。
老人和孩子则是统一关押在一起，虽然也是乘船离开，但是却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大批年轻的宗室女人命运还算不错，她们很多人都改了名字，然后分别送往了远东各个控制区。
这些大明宗室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根本没有人统计。即便很多年以后，也没有她们的消息。甚至很多样貌极好的，有的还进了公司内部员工的家门，但是一般都没有了生育能力。（未完待续。）
第一千二百九十三章 土地兼并
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投献”之风盛行。虽然万历初年，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之风更烈。
皇室、亲王、外戚、勋臣是封建等级结构的最上层。他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然赐田以外的自置的私田，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明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阶层，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
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朝廷法令，按习惯权利行事。
这些皇室、亲王、外戚、勋臣，以及大明士绅官僚阶层，“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使得大明底层农民土地所有权被无情剥夺，给他们带来的是无穷的苦难。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诏令“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就是永不征收赋税。可他们被投献之后，却要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对于耕种向朝廷纳粮土地的那部分农民来说，土地被投献后，往往一田二税，一身二役，要同时对国家和纳献者承担封建义务。
对于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国家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
对于未被投献、仍在官府控制下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负担急剧加重。王公勋贵、士绅官僚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权贵们纳献的土地和人口原来向国家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被转嫁给了现存的尚未被投献的农民身上，从而大大加重了底层农民的负担。
赋税和差徭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
其实这种危险的局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料到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历代大明皇帝当然也深知投献之弊，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
但封建时代是权势的社会，朝廷律令往往是虚文俗套。土地投献中获利的多是藩王宗室、外戚勋臣和官僚乡绅，这些人所组成的特权阶层，是封建皇朝的统治基础，他们怎么可能切实地去禁止和制裁纳献。
大明这帮贪婪的封建统治阶层，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而繁重的赋税差役却要转嫁到广大底层农民的身上。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明朝的田亩数，最高峰大约为12254291顷，而这些土地中皇室和官绅占有的不纳粮的土地越是总面积的60％以上。
到了明晚期崇祯年间，土地兼并的狂潮，已经使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士绅地主阶级手中，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佃者十分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