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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内光线太暗了。”安德鲁说着移开了视线。
皮勒格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和你说过退休前我在警察局干了多少年吗？三十五年，还要再多一点儿，这是挺久的，不是吗？”
“是的，我可以想象。”
“那么在你看来，在这三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究竟审问过多少罪犯呢？”
“我知不知道会有关系吗？”
“坦白说吧，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即使在退休后，我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有人在掩饰什么。每当有人花言巧语试图蒙混过关时，他的言行中总有什么东西会泄露他的秘密。”
“什么东西？”
“身体语言从不会说谎。皱眉、脸红（就像你现在的样子）、抿嘴唇，或者目光游移。你的皮鞋上过蜡了？”
安德鲁这才抬起头。
“我在停车场捡到的钱包不是我的，而是那个攻击者的。应该是他在逃跑时落下的。”
“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被一个比我矮一头的家伙放倒了。而且在翻看他的证件时，”安德鲁接着说道，“我发现他是一名老师。”
“这会改变什么？”
“他并不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粗人。他报复我一定事出有因，应该是我的报道曾经伤害过他。”
“他的身份证件，你还留着吗？”
“就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那我们现在就去你的办公室吧，反正只有一街之隔。”
12。绝望的母亲
皮勒格来找安德鲁的时候是6：30。如果他们想堵住那个名叫约翰·卡佩塔的家伙——纽约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们最好赶在他出门上班前到他家门口等着。
出租车将他们放在101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交叉口。这批廉租房属于市政府。在826号大楼的二十层，正好可以俯瞰篮球场和有栏杆围着、供孩子们玩耍的小公园。
皮勒格和安德鲁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正对着大楼的出口处。
来人穿着大衣，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帆布包，行走的时候伛偻着腰，好像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肩上一样。安德鲁立刻认出这就是卡佩塔，这人的样子他在一张驾照上已看过无数遍，他曾暗自思忖究竟自己曾对这人做过什么，令他大发雷霆。
皮勒格冲安德鲁使了个眼色，安德鲁点点头，表示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于是两人站起身加快脚步，在来人走到公共汽车站前拦住了他。当他看到安德鲁的脸时，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你不会反对我们在工作前去喝一杯咖啡吧？”皮勒格的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上课要迟到了，”卡佩塔干巴巴地回答道，“让我过去，不然我就要喊救命了，警察局离这里不到一百米。”
“你打算和那些条子说点儿什么？”皮勒格问道，“告诉他们你在几个月前用一根棒球棍袭击了这位先生，砸坏了他的古董车，而这一切只是你在假日期间的小小消遣？”
“放开我！”卡佩塔以轻蔑的眼神看着安德鲁，“你今天算是带着保镖过来报仇吗？”
“谢谢赞美，”皮勒格回击道，“至少，你没有否认我刚刚说的话。我不是这位先生的贴身保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鉴于你们上次见面时阁下的所作所为，我想你没有理由指责他这次找朋友陪伴。”
“我这次来不是想对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卡佩塔先生。”安德鲁打断了他的话。
“你怎么找到我的？”
安德鲁将钱包还给卡佩塔。
“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卡佩塔一边说一边收起钱包。
“好啦，现在我们去一起喝一杯咖啡吧。”皮勒格一边在人行道上跺着脚一边提议。
三人走进罗马咖啡馆，在大厅深处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
“你们想要什么？”卡佩塔问道。
“一杯淡咖啡。”皮勒格回答说。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袭击我。”安德鲁接着说。
皮勒格从口袋中掏出他的笔记本和钢笔，然后把它们推到卡佩塔的面前。
“在喝咖啡之前，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本子上写下以下字句：‘烤牛肉、四公斤土豆、两个红洋葱、一罐50％的奶油、一袋芥末粉、两袋奶酪末儿、一捆芦笋，啊，对了，还有一份奶酪蛋糕。’”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卡佩塔问道。
“因为我很有礼貌地请求你。”皮勒格说着站起身。
“如果我不愿意呢？”
“说真的，我并不是很想去告诉纽约大学的人事处主任，贵校的教授在圣诞假期期间做了什么，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来吧，让我们开始吧！我去点餐，一会儿回来，你要点什么，来杯茶如何？”
安德鲁和卡佩塔惊愕地对望了一眼。卡佩塔接受了皮勒格的要求，当他写下刚刚皮勒格念出的词句时，安德鲁急不可待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对你做过什么，卡佩塔先生？”
“你是在假装不知情，还是你是个白痴？”
“也许两者都有。”
“你家的看门犬刚刚是说一袋还是一罐芥末？我不记得了。”
“一袋，我想。”
“你彻底毁了我的生活，”卡佩塔说着又开始继续写，“这样说够了吗，还是说你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卡佩塔抬起头看着安德鲁。
“你当然是想知道细节了！我有两个孩子，斯迪曼先生，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山姆和蕾艾。山姆的降生给我妻子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麻烦。医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有其他孩子了。但我们一直希望山姆能有一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波琳娜，我的妻子，是乌拉圭人。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她也是一位老师，主要教授历史，她的学生年纪要小很多。当我们最终确认确实没有希望为山姆多添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我们开始考虑办理领养手续。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类程序有多漫长烦琐。一些家庭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前不得不等上好多年。我们得知在亚洲某些国家，每年都有数量不少的弃婴。
“这些为数不少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就注定是被送往孤儿院的围墙内，接受有限的教育，去过一种没有多大希望的生活。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愿意相信我们遭遇的不幸不过是主的安排，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睁眼看到他人的不幸，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的父母。通过当局的相关部门，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世界上最合法的部门，我们最终幸运地完成一切手续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接受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调查，然后获准收养这个孩子。我们付给孤儿院五千美元的费用，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山姆出生以来最大的幸福。我们在2010年5月2日前往当地迎接蕾艾。根据我们收到的文件证明，她那时正好两岁。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带着蕾艾回去时山姆喜悦的心情。他高兴得快发疯了。在这一年中，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家庭。当然，一开始抚养蕾艾并不容易。她不停地哭泣，害怕一切，但是我们给予她的爱和柔情终于让她在几个月后开口叫了爸爸妈妈，她给了我们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你请坐吧，”卡佩塔回头对皮勒格说道，“我可不喜欢你站在我身后。”
“我是不想打断你。”
“但你还是打断我了。”卡佩塔回答说。
“请继续说吧，卡佩塔先生。”安德鲁请求道。
“去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照常乘公共汽车回家，就像每天傍晚一样。我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和往常一样开始阅读晨报。
“那天晚上，不用我告诉你是哪天，不是吗，斯迪曼先生？我的注意力被一篇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吸引住了。你的报道相当犀利，斯迪曼先生，尤其是当你写到那些母亲被人夺去她们在世上最珍爱的东西——她们的孩子时那种生无可恋的心情。‘她们等待死神降临的样子仿佛是在等待一位朋友来访。’这是您的原话。我不是轻易动容的人，但是在阅读这篇报道时我泪如雨下，斯迪曼先生，我流着泪叠起报纸，当晚拥吻我的女儿后我也是流着泪入睡的。
“我立即想到她可能也是这些被夺走的孩子中的一员。时间、地点、交给孤儿院的手续费，一切都是吻合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但之后的几周里我更想假装从未读过这篇报道。如果一个人的信仰是真诚的，它便不会允许你有违自己的人格。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因为那是主在赐予我们生命时一同赐予我们的。有时只是一瞬的游移、软弱、残忍，我们便会永远地丧失自己的尊严。一些信徒害怕死后的地狱深渊，而我，作为神学教授，这种想法只会令我发笑。地狱就在我们身旁，当人们失去作为人的理性时，地狱的大门便在他们的脚下打开。这些想法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我怎能成为同谋，怎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当我知道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蕾艾的亲生父母正在绝望地哭喊着她的名字时，我又怎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听蕾艾叫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只是想将我们所有的爱给予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小姑娘，而不是成为一对窝藏偷来的孩子的父母。
“在负罪感的驱使下，我最终将这一切告诉了我的妻子。波琳娜什么都不想听。蕾艾是她的女儿，当然也是我的女儿。蕾艾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她在这里可以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未来。而在大洋的彼岸，她的亲生父母可能无法满足她的温饱、保证她的健康。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波琳娜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我反驳她的逻辑，按照她的说法，那么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