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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正好是山姆接的电话，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
“我不认识什么山姆，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没有打电话到你办公室。”
“山姆是我的助理。”
“你看，我根本没有什么水晶球，我本还想说他叫乔伊，或是类似的名字的。我们谈谈别的事情？”安德鲁提议道。
“那你呢，你今天过得如何？”
这个问题令安德鲁陷入了沉思。
他在晨跑的时候死去，不久之后又在一里之外的地方苏醒，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回到了两个月前。从这时起，他等于重新经历了他已经经历过的一天——几乎和他过去的经历一模一样的一天。
“这一天很漫长，”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的这一天太漫长了，可以说我觉得自己活了两次！”
第二天早晨，安德鲁发现电梯间里只有自己和撰稿部主任两个人。奥莉薇亚站在他身后，但安德鲁可以从电梯门的反光里看到她正奇怪地打量着他，那样子好像是要向他宣布一个糟糕的消息。安德鲁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他微笑了一下。
“对了，”安德鲁就像在继续着刚刚的对话那样说道，“在那个傻瓜奥尔森来告密之前，我在昨晚临走前已经好好地给了他一耳光。”
“你做了什么？”奥莉薇亚惊叫道。
“我以为你已经听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呢。更诚实地说，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和报社没有任何关系，请放心，如果这个莽撞的家伙要告的话，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
奥莉薇亚按下停止键，又按了一层的按钮，电梯停止上行，随后开始下降。
“我们这是去哪里？”安德鲁问道。
“去喝杯咖啡。”
“咖啡，我来请，但我要说的话也就是刚刚那么多。”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安德鲁回答道。
他们在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安德鲁要了两杯摩卡，顺便又买了一块火腿羊角面包。
“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奥莉薇亚·斯坦恩说道。
“只是一记耳光，没什么恶意，这是他应得的。”
奥莉薇亚看着他，这次轮到她笑了。
“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安德鲁问道。
“如果你没有处在现在的这个位置，我应该给你好好上一课，告诉你这样的行为在报社是无法被人接受的，很可能会因此被扫地出门。但是现在我没办法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就很想亲手打奥尔森一记耳光。”
安德鲁忍住不说话，奥莉薇亚接着说道：
“我读了你补充的部分，写得很好，但这还不够。要想发表这篇报道，还需要一些更具体的东西，一些令人无法反驳的事实证据……我猜想你可能有意识地缓和了报道的口吻。”
“就算我这样做，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知道自己手上有一则独家的大新闻，你不想一下子让我掌握所有的信息。”
“你能帮我想一些挺奇怪的想法。”
“我已经开始学着了解你了，安德鲁。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接受了你的请求，你可以马上动身再次前往阿根廷。但是为了证明这些钱花得并不冤枉，你必须满足我的好奇心。你已经重新找到了那个男人的蛛丝马迹，是不是？”
安德鲁打量了一会儿他的上司。自从他进入记者这一行业以来，他就学会不要信任任何人。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吐露的话，奥莉薇亚绝对不会允许他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而且，就像她猜测的那样，在5月初的时候，他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觉得自己调查的大方向没有错。”放下咖啡杯，他让步了。
“那么，就像你的文章暗示的那样，你怀疑那个男人参与了这项交易？”
“很难说事情究竟是怎样的。这件事很多人都曾插手，想弄清楚他们的关系并不容易。对于大部分的阿根廷人来说，这个话题依旧沉重。既然我们现在的谈话属于私人谈话，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如此执着于这次调查呢？”
奥莉薇亚·斯坦恩看着她手下的记者。
“你已经找到了他，是不是？你已经找到了奥尔蒂斯？”
“可能吧……不过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手上的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这份报道还不能发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要再去一趟。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这一点你没有异议吧？”
奥莉薇亚站起身，示意他可以独自一人吃完他的面包。
“在这件事上，你完全有绝对的优先权，安德鲁，我百分之一百地需要你。你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有更多了。”
安德鲁望着他的上司走出咖啡厅。他忽然想到两件事。奥莉薇亚的威胁可以完全无视，他知道自己月底会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在那里完成调查。奥莉薇亚在谈话中曾经截住他的话，有两次机会他应该在说话前好好想想，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情是她很急迫地想知道但还不知道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将增补版的报道交给她的，无论是在这次的生活中，还是在上次那段在河滨公园结束的生活里。另一方面，他很肯定之前他从未与奥莉薇亚有过这次谈话。
回到办公室后，安德鲁想自己前天晚上也许不应该打弗雷迪·奥尔森耳光。从今往后，他应该更加警惕，尽量不要改变某些事情的进程。安德鲁利用休息时间去麦迪逊大街逛了逛，他在一家首饰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虽然他在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但他这次的求婚行为要比第一次有更充足的动机。他觉得自己在马里奥特酒吧跪下求婚时没有呈上这个小首饰盒实在是太可笑了。
他走进店内，仔细地打量着橱窗。他的态度应该更明确些，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容易地改变事情的进程。虽然生活自有其不能轻易改变的秩序，但安德鲁很容易地在其他十个戒指中认出瓦莱丽日后在他们一同来买戒指时选的那个。同时他也毫不怀疑那时的戒指并不是在这家店里买的。
他很清楚地记得戒指的价格。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当店主试图令他相信这个戒指价值标价的两倍时，安德鲁口气肯定地反驳道：“戒指上的钻石还不到0。95克拉，第一眼看上去尽管很璀璨，但是它的样式老旧，而且里面所含的杂质也说明它的价值不会超过您要价的一半。”
那时当他和瓦莱丽来买戒指的时候，安德鲁只是用店主自己的话反驳了他。这一幕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瓦莱丽的反应令他很感动。他等待着她挑一枚质量更好的戒指，但是瓦莱丽将戒指套上手指试了试，却对店主说她觉得这戒指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想可能只有两种解释，”安德鲁接着说，“要么你在看标签的时候看错了，这我不怪你，标签上的字细得和苍蝇腿一样，要么你打算敲我一笔。你的行为令我很想写篇报道来揭露首饰店的欺诈行为，这可真是遗憾呢。我和你说过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吧？”
店主重新看了一眼标签，皱了皱眉头，困惑地承认的确是他弄错了，这枚戒指只值安德鲁所说的价。
交易圆满完成，安德鲁离开麦迪逊大街，上衣口袋内装着那个可爱的小首饰盒。
他这天买的第二样东西是一把复合小挂锁，他打算用它把自己的抽屉锁起来。
第三样是带橡皮筋的鼠皮缎笔记本。这个本子和采访调查无关，他要用它来记录另一桩关于他自己的调查活动：在五十九天内，找出谋杀他的凶手的身份，并阻止他达到目的。
安德鲁走进一家星巴克咖啡馆。他买了点儿吃的，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他在脑海中思索着所有可能想要他命的人。这样的思索令他很不舒服。他的生活究竟有多失败，才要进行这样的清算？
他写下了弗雷迪·奥尔森的名字。人们永远不知道办公室同事能把事情做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嫉妒会将他带向哪里。安德鲁想令自己放下心来，奥尔森只是个软蛋，而且在上一次的生活中他也从未真的干过些什么。
只是在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后，他收到过几封恐吓信。他的报道显然打乱了某些牵涉其中的美国家庭的生活。
孩子是神圣的，全世界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说，他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甚至要杀人。
安德鲁自问，要是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而有记者揭露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买卖儿童的交易，他的孩子可能是被人从他的亲生父母那里偷来的，那么他自己会怎么做？
“我可能到死也会怨恨这个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的家伙。”安德鲁咕哝道。
如果由于报道公开而知道自己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真相，那么身为父母还能做些什么？是让彼此心碎，将他送还给原来的家庭？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等到他成年后指责你居然对这样的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多少美国父母陷入了这样痛苦的境地？但是在他的职业中，只有事实有话语权，他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真相。
他划去了笔记本上奥尔森的名字，记下要重读三封匿名信的任务。
然后他开始考虑新的阿根廷之行。1976—1983年的专制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见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某些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他在那里的调查所触动的利益方也绝对不止一方。假如军方过去的成员，例如ESMA3的负责人，将那些秘密失踪的人关在某处的秘密集中营中折磨或者残杀，这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安德鲁写下他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