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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一威不变地烤出面包和煮出汤的一种对比。比如说，山楂花王后的蛋糕，即婕莉米·托德的炸蟋蟀饼，无论是她，还是风信子，她们都不敢吃蟋蟀。
“我希望你们喜欢蟋蟀，”婕莉米·托德说。
皮普和风信子互相忧虑地看了对方一眼，“给什么就吃什么，”这是山楂树王的法律。她们敢打破这种法律吗？那是婕莉米·托德的生日舞会呢。
她真的是看得出这一切都源于何处。
“我认为，山楂树王与山楂花王后之间的不和，代表着她对我父亲的死亡的气愤。当然，那是一场事故。但是她怪他离开她，怪他去越南。她想他当了一个拒服兵役者，特别是在她没有钱却还要照顾一个女儿的时候。我认为她一直都在为此生气。”
“但是山楂树王和山楂花王后和好了。”
“这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皮普的一个愿望。另外一个愿望……让我想想我是否还记得。那是给欣卜要一件细毛方披肩，这样她就再也不用挨冻了。”
“不是可以许三个愿吗？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哦，那是皮普留给她自己的愿望。我认为我母亲—直都没有把它揭露出来。也许是眼仆人费瑟有关。她……我……很爱他，你知道的。”
第三个愿望跟电费单有关，几天之后，那个愿望实现了，因为出版商寄来了预付款。
就是这里了，她就是在这个房间发现仆人费瑟的梦想包的。在《皮普遇上山植树王》里面，他曾经允许她探视梦想包的内部。她看到了她自己，但是却比她自己要老一些，穿的是一件像星星般闪亮的裙子。多年以后，她才意识到那件裙子是她穿到埃米金像奖颁奖典礼的裙子。
现在怎么了？因为这里有一扇门！再说，在《皮普说再见》那本书里，鲤鱼精毕竟对她说过“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
但是，如果她此时将门打开，她能够看到佩恩之屋后面的田野吗？田野里的草是否在九月已经被割去当饲料了？那是一个涉及一切事情的问题。她放弃了加利福尼亚，放弃了有游泳池的房子，放弃了稳定的工资，她是个傻瓜吗？
“发生什么事了，皮普？”母亲问她。她母亲躺在医院病床上，头上包着一条围巾。如果没有这条围巾，她的头就会显得跟鸡蛋壳那么脆弱。“你真是个太富于想象力的孩子。是什么使你变得这么在乎金钱？”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她想这样说，但却无法说出口。而且此时她已经从银行里把钱提出来，准备买下佩恩之屋。
如果她打开门只能看到杂草丛生的田野，那么这样做将会是毫无意义。不，不是毫无意义。毕竟，那里有佩恩之屋，还有她的记忆。她将做什么呢，既然她已经不再是杰西卡·彭德尔顿了？也许她可以写作，就像她母亲那样。那样做当然有一定的讽刺味道在内。
草地上的雨水浸透了她的鞋子。她应该记住，到了乡村，就不要穿在城里穿的那种鞋。
但是，站在那里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她总是对她自己说，她与她母亲之间的不同之处就是：她可以面对事实。
菲力帕一把抓住门把手，快速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门打开。
“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天。”风信子说，然后打了个哈欠。她在一棵橡树底下睡着了，在她睡着之后，住在树上的松鼠们为她做了一张树叶毯子。
“我答应过，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回来，”皮普说，“现在我回来了。”
“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风信子说，“你离开之后，山植树王很伤心。我告诉他你要回来的消息后，他说他将为你准备一餐盛宴。”
“仆人费瑟会出席吗？”皮普问。
“我不知道，”风信子说，而且显得有点不自然，“他到山里去了，而且还没有回来。我并不想告诉你，但是……山楂花王后失踪了！仆人费瑟跟婕莉米·托德一起去寻找她，而现在连他们也都失踪了。”
“那么，我们得去找他们。”皮普说。
《平等时代》作者：＇美＇ 小库特·冯尼格
２０８１年，人人平等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人们不再是仅仅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而是在方方面面都平等了。没有其他比人更显高贵，没有其他比人更显漂亮，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显强健和敏捷。这些平等全部源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２１１、２１２和２１３条修正案的规定，以及美国“智力管制官”麾下各位“智力管制员”的兢兢业业、忠于职守。
不过，生活中仍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情发生。例如，４月份了，温暖的春天还没有到来，这使人们感到焦躁。而就是在这个冷而湿的月份，“智力管制官”的手下将乔治和哈塞尔·伯格隆夫妇那１４岁的儿子哈里森带走了。
真是悲惨，但却由不得乔治和哈塞尔在这件事上多想什么。哈塞尔的智商非常低，也就是说，除去偶尔的清醒，她不能思考任何问题。而乔治的智力则比一般人要高，所以他的耳朵里安装了一个用来干扰智力的微型无线电装置，它和政府的一台信号发送器保持联系。大约每隔２０秒钟，信号发送器就会发出一阵尖锐的噪音，制止乔治用大脑思考问题。法律要求他永远带着这个智力干扰装置以保证与其他人平等。其他人也享受着相同的“待遇”。
这会儿，乔治和哈塞尔正在看电视。哈塞尔的脸颊上挂着眼泪，但她暂时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而流泪。
电视屏幕上晃动着芭蕾舞演员的身影。
乔治的耳朵里响起了一阵蜂鸣声。他刚刚开始产生的思绪立即惊慌失措地消散了，就像小偷听到防盗报警器的呼啸声后狂逃一样。
“那真是绝妙的舞蹈！她们刚刚跳的那个舞，我说。”哈塞尔开口。
“啥？”
“那个舞——真好。”哈塞尔说。
“嗯。”乔治说。他试着回想了一下那些芭蕾舞演员刚才的表演。说实话，她们跳得并不好，跳得比别人好不到哪去。她们的身上系着沉重的腰箍和一袋袋铅球，脸上带着面具，以至于没有人能看到一个自由灵活而优美的姿势或一张漂亮的脸蛋。这些场景就像是猫在拖东西，谁都不想看。乔治自娱自乐地、隐隐约约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不应该对舞蹈演员“实施智力管制”。但他还没来得及再往下想，另一个噪声就在他耳朵里想起，驱散了他的思想。
乔治战栗了。电视里，在那８个芭蕾舞演员中，有两个人也抖了一下。
哈塞尔看了乔治两次。没有精神管制施加到她这个弱智人身上，所以她不得不问乔治他刚才听到的声音像什么。
“就像有人用尖头锤砸牛奶瓶一样响。”
“我觉得这真是有趣，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哈塞尔有点羡慕地说，“他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做法来。”
“嗯。”乔治说。
“不过，要是我当了‘智力管制官’，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哈塞尔说。事实上，哈塞尔对智力管制官——那个名叫戴安娜·穆雯·格兰玻的女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
“如果我是她，”哈塞尔说，“在星期天，我就会播放合奏的钟声，单单播放合奏的钟声。虔诚地纪念宗教。”
“如果是合奏钟声，那我能理解。”乔治说。
“而且——让‘Ｍ’这个音发得响亮点，”哈塞尔说，“我觉得也许这样就能有一个好的智力管制官了。”
“就像其他人那样好。”乔治说。
“难道有谁比我更清楚‘正常’含义是什么吗？”哈塞尔说。
“对 ，”乔治说。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想念自己那坐了牢的、“不正常”的儿子哈里森。 但耳朵里一个２１响的敬礼号音打断了他的思路，并开始煎熬他。
“儿子，”哈塞尔说，“世界末日到了，对吗？”
这个世界末日让人如此受摧残。乔治脸色苍白，全身颤抖，发红的眼眶里泪水在打转。电视里的那８个芭蕾舞演员中已经有两个倒在了摄影棚的地上，双手按着自己的太阳穴，抽搐不停。
“噢，一切来得这么突然。你看起来好辛苦，”哈塞尔说，“为什么你不躺在沙发上舒展一下自己的肢体呢，这样你可以把自个儿的‘智力管制包裹’托在枕头上，休息休息，亲爱的。”她指的是锁在乔治脖子上的一个装有４７磅铅球的帆布袋子。“去休息一小会儿吧，”她说，“我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你和我平等不平等。”
乔治用手掂量了一下那个包裹。“不要紧，”他说“我不再去理它了。它是我的一部分。”
“最近你这么累——简直是精疲力竭了，”哈塞尔说，“如果我们用什么东西在这个袋子底部弄一个小洞，拿出一点儿铅球，只是一小点儿，那该有多好。”
“我拿出一个球，就要坐两年牢，还要交２０００美元罚款，”乔治说，“我可不觉得这桩买卖合算。”
“你上完班，回到家以后，就可以拿出一部分铅球呀，”哈塞尔说，“我说——你不用和周围的任何人较劲，你做吧。”
“如果我试着去把它们弄出来，”乔治说，“其他人也会学着做，很快我们就又要回到过去那个人与人竞争的时代了。你不会喜欢社会变成那样吧，嗯？”
“我讨厌那样的时代。”哈塞尔说。
“就是嘛，”乔治说，“人们一旦开始对法律说谎，你想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
假使哈塞尔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乔治也不会去回答。一声蜂鸣在他的脑瓜子里响过。“我猜，它会四分五裂。”“什么会四分五裂？”乔治不解地问。“社会，”哈塞尔不太肯定地说，“这不是你刚才讲的吗？”
“谁知道？”乔治说。他不记得了。
这时，电视节目突然被一则新闻公告打断了。开始并不清楚公告讲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播音员——就像其他所有的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