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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与警察有关的偷盗案件尚属于“地下活动”，那么警察明目张胆地与盗贼勾结，从中牟利，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民国初年，兰州城有一个贼帮，“锤把”（即头子）是洪帮的首领白老五，家住鹅毛巷。全城70多名小偷全在他的控制下活动。外地来“吃生意的”（即进行偷窃的），先要向他报到，然后再在指定地点活动。违者一经“码头”发现，就要被驱逐，或用各种刑法进行制裁，甚至会被“抛锚”（即装麻袋投入黄河）。“码头”有严格的规矩，偷盗得手后要报“锤把”知道，过晚上9点后才决定是“吃”还是“吐”，必须吐出的是有权势人家的财物。
白老五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与当时警察局侦缉队的人有直接联系。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关云治，与白老五立有“君子协定”：偷盗集团每天要来侦缉队汇报一次；每名窃贼每月上缴警察局贡银5～10元；偷盗集团每月课税20～40元。
1930年，白老五去世，“码头”解体，当局失去控制，一度将全部盗贼全部逮捕，各判刑6年。因为这帮盗贼都吸毒，受不住狱中生活的煎熬，遂以自杀或绝食相对抗。当局无奈，只得改判关押6个月，计划在期满后一律押解外地。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行。
释放出来的盗贼重新进行分帮组合，逐渐形成5个偷盗小集团，用兰州话叫“五个把子”：南关鸡洞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张老三；黄河北草场一把子，有七八人，头子叫卢巡国；杨家沟一把子，有10多人，头子叫任丁娃；东稍门外一把子，约10多人，头子叫张老五；鹅毛巷原码头也有10多人，由孙青山掌管。各个把子的盗贼只能在划定的地区行窃，并重新得到警察当局的协助。警贼互相利用，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恶势力。
警察与盗贼互相勾结，各自都从对方身上获得利益：盗贼因有警察撑腰，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偷盗和抢劫活动；警察因对盗贼进行了庇护，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接受盗贼的“纳贡”。这种无本的生意做得多了，惹得一些旁观者感到眼红，也纷纷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盗贼结盟。下面就是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宪兵、警察与盗贼合伙持枪抢劫的事件。
据1946年警局刑二课什字878号《调查报告书》报告，此持械抢劫案案情如下：
1946年5月26日下午4时左右，有着军服及便服者六七人闯入云南路312号许王氏家中，声称搜查白粉（即海洛因），公然劫去金戒8只、手表3只、现钞43万元、金耳圈一副。被害人带领警局便衣各处查缉案犯，于5月30日下午4时许，在云南路扬子饭店附近经被害人指认，缉捕了同案犯任家贻、顾根生等。
经审讯，任、顾对于抢劫许王氏家财物供认不讳，并供出同党匿迹于西藏路大陆饭店417号房间及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警方在大陆饭店417室拘获同案犯蓝致中一名，在其身上搜出伪造的检举汉奸之呈文两张；在太平洋旅社5号室拘获同案犯顾志明一名；当晚在太平洋旅社5号房间守候之警员续获同案犯王剑平、周仲谋及郭本奎等3名，并侦知同案犯王伯登匿居于中正路合兴旅社66室，当即前往拘获。
该案非一般盗劫案，而是宪兵、警察与强盗合伙持枪抢劫案。这伙人的勾结抢劫并非这一次，这次案发前，他们已连续抢劫了许多居民家庭。在此案中，同案犯周仲谋为现役宪兵，王剑平为现职警察。
案犯宪兵周仲谋、警士王剑平及任家贻、顾根生、王伯登、郭本奎等供称：5月25日下午3时左右，在浙江路新民旅社47号房间与在逃犯翟清亚、宓达夫等闲谈中，从王伯登的朋友谈章泉提供的消息中得知云南路320号有人售卖白粉，于是议定以搜查白粉为由，前去抢劫，并约定26日下午行事。26日下午，盗伙先集中于新民旅社47室，再由谈章泉领路至云南路320号，警士王剑平立于门口望风，宪兵周仲谋持公职所配带之转轮手枪（周被派驻老闸分局担任巡查，带有公事手枪），与其余4盗闯入楼上，恐吓被害人许王氏等不许声张，即在室内搜查，共搜出金戒8只等如上所述财物及白粉70余小包。作案后，盗伙返回新民旅社47室分赃，宪兵周仲谋分得金戒1只、现钞5万元；王伯登分得手表1只、现钞2万元；警士王剑平分得现钞5万元；其余盗匪均分到赃物或赃款。至于案犯所供在被害人家查到白粉一事，经反复讯查，未能证实确有白粉被搜出。
又据案犯周仲谋等供称：5月29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5号与在逃犯翟清亚等聚议后，一同前往盛泽路47号，同样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到金戒等财物后，逃回太平洋旅社分赃。
五“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3）
5月30日下午2时左右，他们在大陆饭店417室与宪兵周仲谋等聚议后前往汉口路曼伏大楼，也以搜查白粉为由，持枪抢劫。
在同案逃犯翟清亚提议下，他们伪造了两张检举汉奸呈文，由任家贻批示后以便冒充公务人员，施行诈术。该案侦察中查得，案犯顾根生于5月15日下午4时许，曾犯有假借市保卫总团长名义，向市商会会长王晓籁诈骗50万元一案（以上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
第131号）。
这是一个有宪兵、警察合作的盗窃兼诈骗团伙，可见当局政治腐败、治安混乱之一斑。这一宪、警与盗匪合作抢劫的特点在于，以搜查白粉（海洛因）为借口而行抢劫之实。他们事先得到一定的线索，侦知吸食白粉或以前曾吸食白粉者的住所，以宪、警执行“禁毒”、“法令”的身份，在民间抢劫，这就比一般盗贼作案容易得手。而他们搜查到的许多毒品赃物，是准备高价售出获巨额赃款的。此案表面上看，是个别宪、警所为，实质上所反映出的是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
个别宪、警与窃贼互相勾结，在利益一致的驱动下执法犯法，是旧中国法律腐败的一个重要见证。而当这种利益驱动发展到由警察机关包庇窃贼的程度时，其危害性就更大了。下面这一案件就是一个实例：
1948年2月，上海发生了一起盗贼杀害外籍厂主的要案。
被害人科雷纳（K·RENNER）男，61岁，德国籍。该人为上海定海路350号冶和啤酒厂厂长兼工程师，住于该厂四楼。其妻安娜·科雷纳，女，57岁，德国籍。
案发于2月25日凌晨零时50分。当警方得讯后赶往现场时，查得盗匪等已在该厂三班职员报告警察局前逃逸，警方在现场看到第一被害人厂长科雷纳躺在地板上，由该厂请来的外国籍医生证明，已经气绝身亡。只见死者面部有血迹，并稍有伤痕，手腕上尚铐有手铐一副，楼梯栏杆上遗留白纱绳一根，地上衣服零乱，狼藉满地。警方当场拍照，以备查验储案。
据第二被害人、即科雷纳之妻安娜·科雷纳诉说：24日晚上10时许，她已在寝室睡眠，突然听到写字间内她丈夫与人谈话的嘈杂声音，因不明情形，便走出卧室到写字间内探视。不料刚一出门，即有盗贼用丝袜将她的手足缚住，而科雷纳也被其余4盗使用手铐及白纱绳缚住手足。其中有一个盗贼操着不标准的英语，胁迫他们交出保险箱上的钥匙。他们见盗贼们均持有凶器，故未敢抵抗，即交出钥匙。
盗贼将科雷纳及其妻拉到楼梯旁，将科雷纳缚绑于楼梯栏杆上，科雷纳因手足颈部都被缚住，故无法行动；盗贼又将其妻摁倒于科雷纳身旁，再用一绒毯蒙住头部。然后，盗贼即在四楼各室搜索抢劫，约达两小时之久。抢劫之后，即携赃物下楼逃逸。
等到强盗逃走后，安娜·科雷纳在手脚均被绑缚的情况下，只好以膝向前移动至厨房内，用菜刀割断绳索，然后找电话通知该厂三班职员来厂，设法将科雷纳手上之手铐开启一只，解去绳索，并立即请外籍医生来厂急救，但科雷纳因被缚过紧，且时间过长，已经气绝身死。又电话通知警方，警方来现场查验后，将盗贼等诸人遗留之作案工具手铐一副、绳一根存分局备查。
该案第一被害人已被害身死，而第二被害人因受惊惶刺激过深，故对于损失物件一时无法记忆，难以详细检查并估计总值。仅初步报称损失有：（一）钻戒5只（内有1只上镶真珠2粒）；（二）珠项圈1只；（三）金镯镶有钻石1只；（四）金镶石别针5只；（五）金质别针（北平出品）数只；（六）假牙齿上有金牙数只；（七）金银质浪琴牌挂表各1只；（八）女式手表，金质4只；镀克罗米1只，表上均附有金质表带链；（九）法币2000万元；（十）美钞1700百元；（十一）小赤金条41两。
该案以后查证情况如下：盗贼李阿六、何根荣、吴志高三人提议抢劫该厂，在其同伙赞同下共同作案。李阿六因时常与啤酒厂接洽啤酒生意，故认识了厂长科雷纳。便由同伙王克明、王东原设计了抢劫计划。因李阿六系杨浦区义警队警长，平时与警局人员接近，李阿六的所有部下均属无业流氓，“无论大小非法之事，均由李向警局接洽就无事，所以小流氓势力很为膨胀起来”（上海警局“秘密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第131号）。
李阿六是苏北人，住在杨树浦路依仁里6号，以前曾做过小生意，后于抗日时期改收铜元接济日本人（军用）；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义警队，在依仁里专收无业青年为徒，设计抢劫包运烟毒，由码头运至各方。
李的同伙吴志高为扬州人，住在杨树浦路华忻坊99号。抗战前在沪西、南市赌台抱台脚；抗战胜利后参加淞沪警备部稽查队，自备手枪一支，在该区一带专收无业青年流氓，以抢劫、敲诈为生。有关方面查明，怡和啤酒厂盗劫杀人案后，李阿六、吴志高等坐地分赃。李阿六分得金条1只。
警察局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