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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杂偷类（1）
杂偷是窃贼中的低层分子，技巧不高，是纯粹的能力不高的小偷。这类小偷专干一些顺手牵羊的小勾当。
根据其行窃的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采花桃”，或“采毛桃”——专门偷鸡。
“拾帐头”——秋收时在田里偷农作物。
“拾垃圾”——名为沿门求乞，得着机会就顺手牵羊。
“拾臭猪头”——偷马桶。
“拾臭猪头”——偷马桶盖。
“捞月亮”——顺手偷走各种大小木盆。
“提朵乌龟”——偷窃大小板凳。
“鲜荷花”——趁机捞起他人家浸在水盆里待洗的衣被。
“采樱桃”——在热闹场合或深巷僻街中，以快捷手法摘取妇女头上的金银发钗、耳环等。
“飘白纸”——在黄昏和清晨，把无人照看的外晒衣物，迅速偷走，名为“拾琅”（“琅”，古书中指美玉，或指珠树。不知窃贼为何将偷他人衣服名为“拾琅”）。
“钩鱼”——用带钩的竹竿伸入沿街房屋的窗户，钩取房中衣物。
杂偷类的小偷如同乞丐，是黑道中的“小黑”，也称“幺黑”，是最低级的黑道人物。
“杂黑”类的低能窃贼也有专在农村偷窃家畜等物的。其虽然低能，但由于多次实践，也总结出有一套专门用来偷窃家畜的方法：
“采毛桃”，即偷鸡贼，其偷鸡时所用的方法是：身穿宽大的长衣，看见无人的场地上有鸡群觅食时，就洒下用酒浸过的白米或灯草粒，鸡群啄食了这种特制的白米，就会麻醉，现出呆态，贼人就能轻易地把鸡捉住，塞在宽大长衣内的裤带上。为了防止鸡被闷死，一般不能将鸡的气管阻隔，这类偷鸡贼一次可偷三五只，有的可偷七八只。
偷羊的方法是：夜里偷偷潜入羊棚，将饴糖放进羊嘴，趁着羊吮吸饴糖时，就把羊牵出，羊因忙于嚼糖不会惊叫，这是俗话所说的“顺手牵羊”。如棚中羊多，就会一只跟一只走出来。
偷牛的贼技是：进到牛棚后，先在牛身上刷刷搔痒，去掉一些牛身上的牛蝇，然后用豆饼等饲料，送到牛嘴里。牛感到身上很舒适，嘴里又嚼食着喷香的饲料，就会非常顺从。窃贼趁机解开拴在桩上的绳子，牵着牛鼻子，顺利走出牛棚。出了牛棚后，要让牛跑得快，就用尖钻刺一下牛屁股，牛受到刺痛，就会快奔。
偷猪的方法更是巧妙：窃贼潜入猪棚后，也先是为猪身搔痒，然后喂特制的带麻醉性的酒糟。猪贪食，吃了特制的酒糟后沉沉欲睡，窃贼再用布条将猪连额带眼蒙扎起来，上面再盖一件衣服，把猪背在背上，就像背一个病人。贼的同伙在侧后面照料。被偷的猪已经昏醉，再加蒙上了眼，就听任窃贼摆布了。这样偷猪，即使在路上遇到了行人，夜色朦胧中，也会真正以为是半夜背病人求医，不会想到是偷猪。
偷马贼技能最高，不但需要熟悉马性，而且骑术也要高。偷马贼先用搔刷手法把马驯服，再用破絮包好马蹄，使马跑时不出声。偷马的高手还会用绝技，藏身在马腹下，双手抱着马颈，双腿夹住马身，随马飞奔而去。人们看不见马上有人，还以为是马脱缰了呢。
窃贼无论属于哪一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总的头儿，黑话称“大发家”，调侃叫“瓢把子”。地方小的，只有一个“瓢把子”；地方大的，就有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瓢把子”。“瓢把子”多了，就有了“总瓢把子”。按这个行当的规矩，每个瓢把子管辖区内，有小绺偷着了东西，不论是值钱不值钱，偷着的时候不能就卖就花，得将所偷的东西先交给瓢把子收存三天。在三天内，若丢失的人有势力，找得很急，会在三天之内货归原主；若过了三天没有，一定丢东西的人没势力，才将东西往外一卖，将所得的钱分开花。
“瓢把子”有明有暗。在旧中国的北平，军警林立，小绺头儿是暗中潜伏的，绝不敢明干。为了躲避可能被抓的危险，他们又是流动的，没有一定的住处。在外码头的小绺头儿全是明的，每个区域之内总有几个小绺头，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何处，管辖这个区域的警察一般都知道。
明着的“瓢把子”需和“老柴”（即警察）取得联系，若有不听调动的小绺，当头的向老柴们说句话，就能把他捕了去，饱打一顿再收押起来。临放出来时，也得经过小偷头儿的同意，才能往外放。放出来的小偷，除非他远走高飞，不然，还得服从当地的小偷头儿。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被称为“四大名山”的贼帮，当时在昆明、重庆一带后方大城市中非常活跃。这个窃贼集团共有12名成员，都是有名的惯窃，首领名叫刘航侠，加上另三名高手刘怀德、贾寿山、罗铁雄，故而称“四大名山”。
刘侠航一表人才，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原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一个缮写人员，遭解雇失业后，结识了贾、罗等惯窃，遂结成团伙行窃。
四大名山贼帮属于高级窃贼集团。平日里，他们都衣着入时，气派仪表非凡，经常出入于热闹繁华的场合，伺机行窃。作案对象多为富商巨贾，偷窃财物的数字大得惊人。在重庆，他们曾窃得四大家族中之宋家的两万美金巨款，此举震动了重庆的警务部门。
六杂偷类（2）
抗战胜利后，他们还流窜到南京、上海一带作案。有一次在京沪线火车上，他们偷窃了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的一只皮箱，皮箱中除了现款和衣物外，还有呈送蒋介石的两份机密文件。案发后，惊动了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但四大名山十分机智，行迹飘忽不定，很难发现，所以铁路当局虽然派出大批警探，四处侦察，也毫无线索头绪，甚至悬赏，也无所获。最后，是刘航侠在火车上再次行窃时被失主当场揪住，才破案。
旧中国的上海，偷盗集团极多。按籍贯分，有本地帮、浙江帮、安徽帮、广东帮等。各自有自己的暗语、联络方式和活动地盘。除按地籍分帮外，又分三类，即“黑线”、“白线”和“锦线”。
“黑线”，即夜间行窃集团，主要偷窃住家和企业、商店。
“白线”，即白天行窃集团，扒手们一般是轮流“作业”，分早、中、晚三班，大多在游乐场、商店、马路、电车上作案。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16、18、19路无轨电车均是“白线”集团作案最频繁的场所。
这三线中，以“锦线”技艺最高超。
所谓“锦线”，是一种以女偷或以女偷为骨干组成的贼帮。30年代，上海南京路有一扒手集团，其首领绰号叫“阿狗”，手下多是技艺非凡的女贼，是当时著名的“锦线”贼帮。
一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下车后，刚走几步，忽觉有异，一摸口袋，钱包已丢失，包内有一记录绝密材料的小笔记本，如外传后果不堪设想。唐纵焦急万分，当即通过内线找到“阿狗”。次日，“阿狗”即将原物奉还。唐纵虽拿到失物，但心有不甘，一定要见见这个让他瞬时丢失如此重要秘件的扒手，岂料一见之下大吃一惊，原来让唐佩服的扒手，竟是一个女中学生。
30年代，上海租界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秘密扒窃集团，成员达500多人。组织严密，行动诡秘，能量很大。成员之间单线联系，所有机密由首脑人物一手控制。集团内分为“粗窃”与“细窃”两个等级。“粗窃”为一般扒手，“细窃”为特等扒手，分为男、女两组，活动于上海东站、戏院、百货公司、珠宝楼、绸缎庄等场所。其中超级能手称为“小少爷”，七岁就开始训练，所以练得一身本事，技艺超群。“小少爷”可以参与一定的领导事务，并不时被派往南京、北平、太原、苏州、杭州、广州、香港等地“出差”，除从事偷窃外，还负有领导当地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扒窃组织者的责任。这个集团组织纪律极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就要被杀害。这个集团不仅与其他黑社会集团组成联盟，而且和租界巡捕房也紧密勾结。
1934年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得到一张名单，公共租界巡捕中有65人、法租界巡捕中有27人，定期接受扒窃集团的津贴。虽然后来这92人被两租界开除，但两界的华捕探长陈连奎、金九龄、刘绍奎、吕竹林、翁老四等，仍和该集团合作，继续领取津贴。
这个扒窃集团的联络机关是黄金茂酒店，地处法租界八仙桥菜场旁。每天晚上8时到10时，该集团的头目都秘密到这里聚会，通报情况和上缴窃物，讨论各种突发事件。和租界有关系的失窃者，都会通过有关途径和他们联络，如所失之物是该集团小偷所窃，3天之内到此酒店就可以领回失物。
窃贼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偷盗，是因为他们所偷的物品有换为金钱的出路。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替窃贼服务的销赃集团。一般的扒窃团伙都有多种销赃途径。同时，这个集团内又有职业的销赃人员，一般他们都开设当铺，久之就形成了专门收购赃物的团伙。如旧上海青帮三十六股党的头目马德宽，就收了不少的徒弟，形成一个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团体，中心据点在浦东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奶姑庙内，各处所偷赃物运至此，马德宽集团均全部收下，并当场付款。
销赃集团的形成，助长了窃贼的偷盗之趣。而窃贼拿来销赃的物品越多，销赃集团从中获利也就越多。如此相辅相承，盗窃之气也就越来越盛。
一制裁窃贼的必要性
犯罪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犯罪与刑罚是矛盾的统一。毫无疑义，各种犯罪行为，都是对法律秩序即统治秩序的破坏，因而都要被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