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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在中心大街上。
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
“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
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
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斯，我们带着布鲁克林和利伯蒂。
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
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
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 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
4 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
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
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
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
“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
4 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
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
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
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
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
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
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
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
“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
“绝对没有，维多利亚。”
“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
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
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
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
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
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
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
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
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
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
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 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
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
“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 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