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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就算是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也难得一笑，你看过毛初明、黄洁、喻晓轩、萧津在镜头前笑吗？
这样的职业，就尤其需要找乐儿，要不然，就可能让人内心受伤，就可能郁闷死，沉重死，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持久的战斗力。
年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吧？
我加盟评论部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曾大感意外。当时，多半都是生面孔，那穿着雪白纱裙跳天鹅湖“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其中一个有点儿眼熟，那不是在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陈耀文吗？他是评论部早期杀手之一，听说，还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这手啊！那一只天鹅，黝黑健硕的，依稀记得那模样，是黑子吧？那次年会上的节目倒没什么传世之作，但那气氛！任何一个新来的，都会被年会的气氛吸引。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集体了，真好哇，与这些有趣、有识、有胆的人共事。记得孙玉胜在年会上诚恳致辞：“今天恰好是情人节，让我们大家互为情人。”接下来，是一片欢呼，或者叫，狂呼乱叫。看来，这位评论部第一代领导人，说出了同志们的心里话。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盼头。一年365天，就这天可以完全放松，开怀大笑，我们自娱自乐，不在乎什么喝彩或喝倒彩。没大没小没正经，荒诞。撒欢儿，洒狗血。年会好象最能激发出大家的聪明劲儿，创造力，友爱，热情，团队意识，荣誉感……平常报选题还要费一点脑筋，可年会的创造灵感如泉涌一般！年会的舞台上，群星闪耀，杨继红是他（她）们的优秀代表！最佳表演、最佳创意、最佳策划、丰功伟绩永存史册！我们的年会产生了多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杰作啊！不管是横向看神州大地，还是纵向看五千年风云，有哪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的内部联欢会能有这样的反响！如果检验一个人是真假评论部人，可以跟他谈年会，看他眼神里有没有那份默契，那份会意。年会的典故，几乎可以当成评论部的接头暗号了。如果要研究这个团队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年会及其现象，及其根源，及其影响，及其其他。
年会，浓缩了我们一年的欢乐，如果说，我们一年总在皱眉头，这一天可以眉开眼笑；如果说，我们一年都拘束着，这一天可以放纵；如果说，我们一年都彼此陌生，在一天可以熟悉。
有了年会，我们就理解了西班牙人为什么会有一个西红柿节，中国的小青年为什么借着每一个洋节找乐儿——人们需要狂欢。
咱们该庆幸啊，咱们有年会，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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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就要收获／水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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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
对这样一个历史和宿命般的定律以前我根本就不屑。然而，渐渐地，我发现这似乎真成了无奈的现实。来不来就会喋喋不休地大谈从前如何如何苦干加巧干、如何“24小时等你”、如何后半夜翻人家的墙，还有，那个时候又是多么地潇洒，吃方便面、打“面的”、睡办公桌。当然，还有那每到年根必定要大聚特聚一次的我们的年会。
至于年会精确的起始年月，它的发起人是谁，我没有权威的资料，只知道在1993年《东方时空》诞生后的那个兵荒马乱、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大家都做得很苦，很累，也很疯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有了一种逻辑：付出了就要收获。收获节目，收获表扬，收获银子，收获快乐。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快乐被那时的人们定位为一种极简单的方式——释放。于是，就像农民伯伯们一样，大家做出富余的节目，招呼齐兄弟姐妹，备足盘缠，憋足了一股大闹一场、不醉不休的劲头儿，找个城边儿的三星级酒店，安营扎寨，拉开了早期年会的序幕。
我参加的第一次这样意义的年会，大约是1994年《焦点时刻》组在西三环边上的紫玉饭店搞的年会。
那个时候评论部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年会只是各个栏目组自己张罗的聚会。年会前，通知说要聚会，而且有特别的项目，但仅此而已，其余保密。全组充满着神秘的气氛，每天就看见几个人在某个角落嘀嘀咕咕（就像现在年会前的景象）。那次年会的压轴是晚饭后的联欢，主题是抽奖。在那之前，抽奖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并不少见。关键是那次抽奖的方式和奖品充满了戏剧色彩，搞笑成分也是登峰造极（比如，有的奖品是避孕套）。
我那次就被狠狠地“黑了”一次。轮到我时，我抽到了一个真皮的钱包和一个信封。打开信封，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行字。按规定（那次的规定必须严格执行），我必须高声朗读纸条上的内容。纸条上写着：“你得到了一个真皮钱包。现在，你必须从你自己的口袋里拿出100元人民币，放进钱包里，然后走到你左边的第一个女性面前，双手递上这个钱包。同时你必须对她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钱少了点儿。’”
这就是我印象里的第一次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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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的家园／余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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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21日—25日，《焦点访谈》播出《中国生态安全报告》系列节目，共五集，分别为《生态的警告》、《失去的森林》、《失调的水》、《衰竭的湿地》和《沙化的土地》。这个系列以报告的形式对中国的生态状况给予了全景式的描述，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提出了警告。
进入新世纪，天气并没有变得好起来。元旦那天，北京的能见度极低，据气象部门介绍，这是一次沙尘天气。
在专家眼里，这次沙尘天气却不同以往，一是因为它发生在元旦，以往多发生在三月份以后，这次整整提前了两个月；第二还因为它的影响范围广，波及到远在海边的大连。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严重了。
这两年，沙尘天气在北京越来越常见。仅2000年春季，从3月到5月，沙尘暴就发生了十多次，程度较轻的扬沙天气则更是家常便饭。所以，对于新世纪元旦这天的沙尘天气，人们是见怪不怪。无非是沙土多了些，呼吸难受些，骑车行走费力些，仅此而已，上班的照样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路上行人不断，车流不断。
生态恶化的影响，真的就这样不痛不痒吗？
总理亲自出的选题
1月11日，那场沙尘天气发生之后没多久，朱容基总理听取了环保工作的汇报。国家环保总局以元旦那天发生在北京的沙尘暴作为个例，分析了黄沙和沙尘暴的起源、成因等，并回顾了自2000年以来沙尘肆虐的情况。
研究人员利用卫星遥感、地面环境监测、沙尘报监测网、地表植被和地面气象资料，用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后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我国的沙尘天气有境外起沙远距离输送、境外和境内起沙远距离输送等六种类型，而途经地区荒漠化程度严重是沙尘暴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荒漠化则是生态恶化的直接后果。
这份研究结果着实让总理震惊。他表示，这个结果不是变成学术成果就完了，要告诉中国的每一位国民，形势很严重啊！要用最形象的手段发出警告，不重视环境保护是不得了的。要制作成电视节目，电视台要放，首先是焦点访谈。
其实，在2000年4月份，北京刮起当年的第七次沙尘暴的那天，我和其他几位同仁当天就赶制了一期节目《沙尘暴的警报》；此后，焦点访谈又推出了一期《沙漠离我们有多远》，节目播出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朱容基总理还到实地进行了考察。环保和生态问题一直备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东归英雄成了生态“难民”生态安全离我们有多远？
在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有这样一个内容：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土尔戽特流落到伏尔加河流域。为了东归祖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清王朝统治的版图内。当时的清朝政府将这个部落安置在居延海周围。逐草而居的民族终于有了一个草长鹰飞的家园。
这段历史故事曾被拍成一部电影《东归英雄传》，广为流传。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东归英雄的后代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又一次走上迁徙的旅途。
这次让他们流亡的，不是别的，而是生态。居延海周边生态的恶化，已让他们无法继续生存在那里。这次的迁徙，他们的名字不是东归英雄，而叫作生态“难民”。
第一次听专家谈到这个故事时，我们焦点访谈正在为落实总理关于环保报道的指示而费心思。由于题材重大，我提前介入拿出近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和策划工作。作为节目编导，自然想有所创新，但环保、生态这个选题实在不新鲜，早年间，各新闻媒体还曾联合搞过一次行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对环保进行过方方面面的报道。所以一听到土尔戽特生态难民的故事时，我一下子被抓住了。土尔戽特部落东归的雄壮，被三百多年后的这个结局添上了一笔悲剧色彩。生态的惩罚绝不是不痛不痒，而是和人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世界上，2000年生态难民的数量第一次超过战争难民。
生态安全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多项数据表明：中国的生态已必须提到安全的高度，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那么其后果和危害，和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遭到破坏一样严重。
于是，一个以往很少被提及的概念——生态安全，就这样被确立为这个系列的主题，并最终确定了森林、水、湿地、荒漠化等几个层面，全景报告中国的生态安全状况。应该说，这是媒体在报道生态问题时，第一次引用了这样一个概念。我和组里的几位同仁共同承担了采制任务。开始，我们还有些担心，将生态提到安全的高度来谈，会不会让人觉得耸人听闻。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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